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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温州人 　　温州人能以群体的格局在北京扎稳脚跟，与温州人的“自己人原则”脱不开关系。他们喜欢和自己人住在一起，做生意也是通过“带自己人”的方式进行。基于人情关系而又遵守约定，强化了温州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跃和达商贸中心”其实是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店，从老板、销售到看店铺的，就王乃助一个人。几十个将来会被胜利者亲吻的奖杯、男女厕标志、总裁的门牌、“婚育先锋”、“八一”、“十佳幼儿园”的牌匾把四面墙都挂满了。就是说，凡是能用来把人、物、空间分门别类，让楷模区别于普通人、特殊地带区别于公共场合的奖杯标牌，生于1983年的王乃助都能为您承办―不过，他们这个行业对这些物件的分类是“礼品”。 　　王乃助的店在“琉璃厂”公交车站正对着的位置。琉璃厂位于北京的和平门外，西至西城区的南北柳巷，东至西城区的延寿寺街。清代，各地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大多集中住在这一带，因此形成了一条专门出售书籍和笔墨纸砚的“文化街”。现在，荣宝斋、一得阁、李福寿等“国有著名品牌”的店还开在这条街上。 　　琉璃厂全长约800米，除了笔墨纸砚店，这里最多的店铺是定制“奖杯标牌”，大约有20来家。开店的都是什么人？王乃助说：“除了有一家店是北京人开的以外，其余都是温州人。”另外一家奖杯标牌店的店主说则：“都是温州人开的。这种薄利小店，北京人怎么会干？” 　　过往行人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在冬天到来之后，所有的“奖杯标牌店”的生意几乎都能用“门可罗雀”一词来形容。不过，在这一行，最厉害的商人已经不用开店了，隐蔽的“关系网络”是这个行业的生存根基，谁拥有最稳固、权力网最广的客户，谁就是最大的赢家。 　　据王乃助估计，北京90%以上的礼品市场一直是由温州人占据。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就现在这样的市场状况而言，如果有年轻人，尤其是温州之外的年轻人，想要再挤入这个垄断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 　　抱团扎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的温州人移民到北京工作生活。很多人在网上提问“到底有多少温州人在北京？”回答中有的说是20万人，有的说“凡是有小商品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就王乃助的家乡苍南县而言，县政府的官员称，有上万苍南人目前在北京工作生活。 　　从温州来到北京做生意，不是王乃助的首选。他在家乡做了几个时髦的生意，比如卖游戏道具、开彩妆会所，结果都以亏本告终。无奈之下，他才进入温州人早已开拓得完整成熟的领域：以销售奖杯标牌为核心的礼品生意。 　　对于经营“奖杯标牌”的商人来说，北京有其他城市不可能具备的优势。奖杯、标牌的主要采购对象是政府部门，北京虽然承载不了如此之多的奖杯标牌庆典用品，但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有面向全国的辐射作用。琉璃厂，这条距离天安门3.5公里的街道在自然选择中成为了这些温州商人的首选。 　　王乃助能在北京立足，一则是他的家乡温州苍南县龙港镇已经有无数“奖杯标牌”的加工工厂作为他的后盾；再则，另外一个隐形的优势是温州之外的人很难体会到的一种“人情”。2010年5月，王乃助到北京考察“礼品”市场，其实就是到几个老乡的店里去坐坐，探探市场行情，尽管是未来的竞争对手，“他们不会介绍客户给我，但也不会骗我，只要听说我是温州人，他们就很客气。我们温州人在外地很抱团，会觉得生意是做不完的，大家一块赚钱。而且温州人觉得，做生意需要一种气氛，他不怕你来竞争，因为各做各的生意，各靠各的本事，这个行业也需要扎堆效应。” 　　这些移民到外地的温州人，有的已经在外地生活了二三十年，但是仍有传统的力量强化他们的家族感和地域亲近意识。 　　王乃助的祖辈生活在苍南县钱库镇的张家庄村，这个村里有很多姓王的人，尽管他的曾祖父那一代就已经搬到别村居住，但是每年初一，从张家庄村离开的王姓人都会回村里拜祭王家的祠堂。祠堂有事情需要帮忙，所有人都会出钱出力。两年多前，张家庄村集资几千万元修建了新的王家祠堂，王乃助家也贡献了1万块钱。2011年，有近两万王家人回到这里拜祭以及与亲戚朋友聚会。这种血脉相连的亲情意识，王乃助从小就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 　　“为什么大家每年都要回老家？我们那边的人，假如把自己的企业做大了，他不单单只要钱，而是要名利双收。在我的家乡，名声尤其重要。你要是一个能人，可以帮助老乡，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王乃助说。 　　“自己人原则”造就浙江村 　　温州人能以群体的格局在北京扎稳脚跟，与温州人的“自己人原则”脱不开关系。他们喜欢和自己人住在一起，做生意也是通过“带自己人”的方式进行。 　　20世纪80年代，温州人在北京木樨园一带建立的“浙江村”，曾被看作是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史上的奇迹。 　　据学者项飙考察，一位生于1943年的裁缝刘泽波（化名）是温州人的“哥伦布”。1983年，他来北京进布料的时候，发现北京人多布料也多，就决定在长椿街租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