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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战争”研究评析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媒介与战争”研究评析 媒介与战争研究的重要领域 对媒介与战争的研究总是由于涉及舆论的影响而进入一个更大的领域，尤其是媒介在激发或消解公众的支持立场上所产生的影响。 对战争和公众意见最广泛的引证工作可能是由米勒（mueller）作出的，他考察了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公众的主战倾向。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初期支持战争而后逐渐降温。米勒认为，这种降温根本上来自人们对日益增多的美方伤亡人数的反应。米勒并未直接论及媒介角色，只是从零散的证据中观察到电视似乎是增强了而非削弱了人们对战争的支持，因而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类似的下滑模式与电视促使人们反战的观点互相抵触。但是，把支持率下滑解释为是累计死伤数造成的，恐怕并不足以令人满意。伤亡在随时间推移而增长，其他很多事情也一样。米勒却没有提及那些可能会改变舆论的其他因素，如意见领袖的作用、部队撤退的消息或公众对胜算的揣度等。他总结时指出，反战抗议示威并未造成支持率下滑，甚至产生了反效果，因为往往有些反战的人对反战抗议示威并无好感。 米勒提出了一个“集结效果”（rally effect）的概念。其内涵是指公众在集会中支持政治领导层介入国际危机的立场，它常常极违背公众对已有的政策成败所应有的反应态度。因此肯尼迪的声望战胜了后来的入侵猪湾的危机，尽管他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失误。布罗迪（r. a. brody）和夏皮罗（c. r. shapiro）以一种意见领袖的回应重新解释了这一概念：当意见领袖联合起来时，就会形成团结的群体，他们一致支持总统或削弱公开谴责的声音。意见领袖的这种行为使新闻报道极利于总统，而公众意见也会受到这个信息环境的影响。布罗迪把此模式试用于海湾战争，发现在战争早期，即从1998年8月至10月，媒介反映出的领袖意见导致民众观点明显向总统倾斜。 扎勒（j. r. zaller）提出了有关观念形成的理论，基本上侧重于研究意见领袖和媒介在传播他们的观点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很多公众都是由于受到他们所信赖的意见领袖的影响而形成观点的。媒介在其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告诉公众意见领袖所持的是什么立场。因此，媒介对公众形成战争观点到底产生多大影响，这有赖于意见领袖是否团结。以越战为例，扎勒的研究显示，在其早期和晚期，媒体的曝光效果不同。早期，他们总的来说比较团结，媒介则形成一股“主流影响”；那些最常在媒体上曝光的人几乎一致对战争持支持态度。后期，以1968年为标志，媒介的曝光观点开始走向两极：保守主义者支持而自由主义者反对这场战争。在海湾危机中，扎勒概括了媒介的主流观点（即支持，例如在派兵去沙特阿拉伯的问题上）和分歧观点（即反对，例如在是否应该提前开战的问题上）。在他的模式里，媒介虽重要却也只是一个供协调的变量，在它的新闻含量中包含了更多的党派性，它对战争的态度就同对其他政治事件一样。 媒介与公众之间的影响是互动的。很多学者同时考查了海湾战争时期公众对媒介的态度，普遍显示出公众对媒介极高的满意程度，并表示出对书报检查制和报道伊拉克问题的支持以及对反战示威的敌视。不过也有资料显示，有相当数量的公众认为，在某些时期电视和报纸（尤其是小报）“过誉战争”了。 在“战争与舆论”问题之后，得到人们关注的是媒介社会学，它涉及媒介与战争的研究从何而来，有关媒介功能与结构的问题及媒介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要说明美英在海湾战争报道中的强大主战势力，以下因素可能需要研究： 1. 以书报检查制、通道控制、信息控制或施加压力来实现国家权力； 2. 意见领袖可能会设置争论的主题或成为提供信息者； 3. 记者的倾向和文化层次； 4. 新闻业的操作规范； 5. 媒体的经济压力，包括行业竞争和广告收益； 6. 主管部门或业主； 7. 舆论，前面我们曾把它看作一个“寻求依赖的变量”，但它对新闻生产可能有自身的影响，甚至影响战地新闻士气报道的基调。 显然，所有这些在对新闻内容进行考察时成了某种延伸。但大多研究只讨论一二，几乎无人试着从一个更宽的思路上思考问题，而这正是最重要的。例如，讨论海湾战争时期军队控制的重要性时，一些人称许这些控制行为果断地控制了新闻内容，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由于国内意见领袖态度统一或新闻机构内部的过滤机制的作用，才使军队控制最终没有受到异议。又如，一些研究发现，即使是在战事有利时期，编辑和电视制作人也不愿使用附图的战争报道和照片。编辑的选择必须同受众、广告商、军事部门、人事机构及文化规范紧密相连。 记者和编辑们可不一样，尽管有一大堆条例、规则，他们还是在报道过程中多多少少加入了个人意志。 在莫里森（d. e. morrison）和图伯（h. t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