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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与中国改革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中国农民与中国改革 四. 第二次土改 农民在长达约30年（1953—1982）的摆脱农奴地位的斗争中取得的第一个成就，就是自己创造的包产到户，即家庭生产责任制。这就是把原来公社制下由小队集体使用的土地“承包”给个体农民（或农户）耕种，在保证按规定交足国家征购任务和集体提留任务后，农民可以自由处理余下的产品。即所谓“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⒂ 包产到户或家庭生产责任制是在非集体化方面跨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有些农民把它叫做“第二次土改”，这是有道理的。它的重大意义包括： 1. 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收回了土改后被剥夺的个人土地使用权。承包使用年限达到15年以上。土地国有，但使用权长期属于个人； 不许转卖，但现在可以请长工耕种或出租。这至少可以说是半私有制了。除了不许转卖这一点外，它与香港的现行土地所有制，以及外资购买土地的规章制度基本相似。所以，包产到户是土地制度的一次静静的革命。 2. 包产到户恢复了传统的家庭耕作制，从而也部分恢复了传统农民的自主权利，而摆脱了国家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生活娱乐的全面控制，直接导致了公社制的崩溃。所以它也是一次政治制度的革命。 3. 这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⒃ 粮食总量迅速上升。1984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年产量。农民的个人平均收入普遍提高。农民在衣食住行和文化娱乐方面也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改善。我在文革期间插队落户的一个自然村的9户人家，1986年都盖了砖瓦新房取代旧的泥土草房，3户有了黑白电视机，1户有了一台手扶拖拉机，5户有了供跑运输的马匹，家家户户有自行车，6户有收录机。 4. 由于家庭农业的天然合理分工，农民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林、牧、副、渔、乡镇企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各种服务性行业，或者建立农业和非农业专业户及合办企业等等。总之，农民已经开始不是主要为了填饱肚子而生产，而是为了市场需要而进行商品生产了。在广大农村，农民这种多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的可能性已随着包产到户而变成了现实性。然而在城市，却仍然存在着国家设置的、阻止农民进城发展的重重障碍。因此“盲流热”就很自然地成了农民为彻底消灭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生存方式而斗争的主要方式。 1986年我重访插队落户的湖北省京山县同兴村时，询问农民对责任制的看法，使我感到十分惊奇和意外的是，他们的普遍反应不是“感谢邓主席和共产党”，而是“现在比过去自由了些”。农民除了要求填饱肚子外，还要求自由。 五. “盲流热”与改革开放 中央国务院早在1955年就发出第一个关于不让农民流入城市的通知，接着又发出第二、第三个类似的通告。⒄ 统购统销政策以及后来的户口制，城市居民才有的粮票、副食品和燃料票等，也都是为了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只能作为粮食供应者，而禁止他们流入城市，成为粮食消费者。有了这些措施，即使农民不听命令进了城，有钱也买不到饭或米。即使自带米、油，也没有燃料进行加工。尽管如此，盲流仍然禁而不止。因为盲流的社会根源没有消除。82年以前盲流的原因主要是干部的好大喜功和浮夸风造成农民饿饭，例如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办钢铁运动带来的三年饥荒以及70年代四川、贵州、甘肃、安徽等地的饥荒迫使农民流入城市求生。 82年包产到户后，盲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把它叫做“盲流热”。因为它的目的、性质、规模，以及对中国发展进程和改革的影响，都不是82年以前的盲流能相提并论的。它是在农民赢得了包产到户的胜利基础上，去城市开拓更广阔的自由空间：自由流动和居留，自由择业，自由贸易。就是说，它的目的和意义不仅在于从国家那里夺回公民应有的旅行居留的权利，而且在于为自己打开一切生活道路，即创造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局面和一个自由贸易的市场。 “盲流热”包括两种流动：地理流动（geographical mobility）和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这两种流动是互为条件的。但在中国城乡隔离的情况下，前者更重要，发展的速度很快，1992年就达到了一亿。⒅ 同时“盲流热”创造了四种已被官方认可的地理和社会流动相结合的流动模式：a）离乡不离土。自己在城里做工，土地由家里老人或配偶耕种，或请人代耕、代种分成，或租给他县或他省农民耕种。b）离土不离乡。从事本地乡镇企业，土地由老人或配偶耕种，或退回包产的田地。c）离土又离乡。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农村无土地，在城里无户口，但在城里做工或经商；二是用现金买了或用别的方式上了城市户口的；三是乡土沙漠化了而进城谋生的农民。d）农闲离乡，农忙回乡。 随着这四种模式半合法化，即被官方无明文规定的接受，农奴地位的两个重要标志——土地依附和徭役——已经静悄悄地废除了。市民对农民和农村的看法也改变了。1994年出现了好几起反向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