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与中华民族魂.doc

红山玉文化与中华民族魂 ——揭秘牛河梁 朱成杰 一、红山玉文化的形成 红山文化的重心可以说就是玉文化。三十年代红山文化发现之初，乃至五十年代尹达先生命名红山文化的时候，红山文化并未引起世人的关注，那时还未发现红山文化玉器。直到70年代初三星它拉玉龙的出世才引发了红山玉文化的诞生。接着，1973年胡头沟玉器出土，79年东山咀出土双龙首玉璜。牛河梁三官甸子出土十几件玉器。1981年牛河梁遗址群的发现和发掘才确定了等级分明的唯玉而尊是红山文化的核心特征。 从此，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以玉文化为重心的发展阶段，以牛河梁为中心，辐射整个红山文化地域，上承8000年的查海兴隆洼玉器，使红山玉文化在8000年到5000年这个3000年玉文化发展链条中，处于核心地位。 红山文化的研究也从仅仅是对器物材质——“玉器”的研究而上升为包涵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文化传统起源、等重大课题的红山玉文化研究。 杨伯达先生从文物学的视角在世纪之交提出中国玉文化、玉学理论框架，提出玉文化四大板块说，从而使红山玉文化成为中国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玉学架构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术研究体系。 而在红山玉文化体系中，牛河梁玉文化具有核心地位。揭开牛河梁玉文化的神秘面纱，就等于解读了牛河梁的核心秘密，也可以诠释中国玉文化的深层本质内涵。 二、古老民族魂的探索 最早在考古界思考并提出古老民族魂概念的是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先生在临终前最后一部著作《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双接轨，即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这就自然而然提出，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又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苏先生随后写道：“近来我曾反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我国古人对‘天’‘地’，赋予了超自然的属性。这里的‘天’是一种抽象的权威象征，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正义力量。 看来，苏先生是把民族传统信仰作为民族魂考虑的，其中‘天’‘地’所蕴含的超自然正义力量是最高崇拜对象。苏先生说：“明清两代的天坛，就是皇帝同天对话的神圣之地，可是在祈年殿里并没有设置一般宗教庙宇里的那种偶像。这是由于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伟大。……对于‘地’的崇拜，反映了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对‘君’的崇拜，则反映着对社会秩序化即国泰民安的追求。对于‘亲’的崇拜，我看至少包括祖先崇拜以来至现实生活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是维系、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对‘师’的崇拜，则是要求对文化、知识的尊重与继承。 在谈到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苏先生强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国拥有这方面的完整材料。我们有能力用考古学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国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尤其提出“老子《道德经》五千字，无时间、地点、人物，是超时空的科学，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涵盖宇宙。如果儒学从周公时起，道学是后起的，道学的哲学理论原比儒学更精练。” 正如苏先生的学生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序言里所提到：“苏先生的这些思考被香港《明报月刊》选择香港回归的日子发表，足见古兆申先生把秉琦师对中国考古学的认识是放在同民族灵魂相关的重要地位上来考虑的。这正是秉琦师最后年代思考的精髓。……他此时是把寻找中华古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神支柱，作为思考的重心。……他正在寻找的古今文化的内在联系，触及到了考古学最根本的价值，深入到了考古学生命之树的根系。秉琦师的研究境界，又开始了再一次的升华。” 杨先生在《巫玉之光》序言中指出，研究玉文化“应该把目光指引到史前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杨先生依据牛河梁红山文化冢、坛、庙遗址及积石冢所出的玉器，提出“巫——玉——神”整合模式，通过巫玉神三者的关系可以从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中寻找到中华民族原始信仰的本来面貌。 “我国史前原始宗教——巫教还未创造出玉的供崇拜的人物神灵像，……这远远落后于泥塑和石雕的‘神像’。但那些泥、石之像是否是天上的神灵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所以，我们今天仍不能确证已见的泥、石之‘神像’就是天地神灵之化身和寓体。”杨老认为以前出土的玉质人物造像，其身份为巫觋像。也就是说，在巫觋信仰系统中，还没有把天地具象为人物形象来表现，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伟大”。 在《玉神物解》一文中，杨先生对神的内涵有专论，认为：“玉神”不是西方宗教学命名的“物神”的拜物教的崇拜对象，而是我国史前的从石神分化出来的一种新的神灵或精灵，其玉物体与玉的神性是互为表里，是一致的，这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很可能是远离玉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