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合理的税制,我给你廉价又廉政的政府——从税负看经济制度.docVIP

你给我合理的税制,我给你廉价又廉政的政府——从税负看经济制度... 你给我合理的税制，我给你廉价又廉政的政府——从税负看经济制度创新 三、既患寡又患不均 　　我国税赋不仅沉重，而且十分不公平。以主体税种增值税为例，厦门大学杨斌教授指出：1995年我国gdp为58478.1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为28538亿元，如果对一、三产业忽略不计，仅对第二产业按法定税率征税，应征得的税款4851亿元，而实际征到的税款只有2602亿元（包括三大产业）。因此，实征税率不到60％。从各种所有制征税的负担比较，国有重于民营，民营重于外资。中国社科院邓英淘研究员认为：如果将税负一词作为比税收口径更宽的国家财政收入，以1995年为例，如果各种所有制企业税负是公平的，那么该年国有单位就多负担税负2004亿元，集体单位少负担税负674亿元，其他所有制单位少负担税负1330亿元，如果后两类经济单位的实际税负比例都达到国有单位的税负占gdp的比例，即19.5％，那么，1995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将为19％，而不是现实的10.6％（不包括预算外等其他三项财政收入）。如果以19.5％为标准则流失的财政收入为5202亿元。其中集体所有制单位流失为2000多亿元，其他所有制单位流失3000多亿元。当然这只是如果，这里不可比的因素太多，比如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和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倾斜。还有600家国有大企业债转股，贷款银行说了不算，鸳鸯谱要由经贸委点，入选好比上光荣榜。 　　国有企业在税收中的权重如此之大，虽不合理却很合情。之所以说它合情，是在上述前提下为了保证政府财政的稳定增长，舍此无它。只有配合有效的税制改革，该征的征上来，该减的减下去，有增有减，国有企业税赋过重的问题才能找到疏缓的渠道。否则，就必然出现容易征收的但不一定都是应该征收的征得很重，应该征收的但很可能是不好征收的征得很轻。 　　如个人所得税。2000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达到500亿元，但几乎80％以上来自于工薪阶层。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开始向个人倾斜，最终分配中居民收入超过70％。而考虑到我国已有两亿富裕人口，个人所得税税源超过1000亿元，500亿元的成绩并不令人满意。而在人口中只占8.7％，个人储蓄占储蓄总额的60％以上的富裕阶层，个人所得税还不到纳税总额的10％，此非咄咄怪事。吴敬琏牵头，杨之刚执笔，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财税体制进一步改革》课题组认为，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比例仅占gnp的0.5％，还比不上一些非洲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比例超过1％，泰国和墨西哥在2％以上，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高于3％。我国个人所得税管住了工薪阶层，却管不住新崛起的款、腕、星。不是税率太低，也不是征收力度不够，而是个人收入的透明度太低，完全是黑箱状态。名义税负最高达45％，该扣除的又不让扣除。政策的不规范和个人的偷逃形成互为补充。 　　又如我国的酒税流失。我国每年生产各类酒3000万吨，按现行的酒类征税政策（主要是消费税、增值税）一年应征500多亿元，而实际征税只有100亿元左右，静态的数字算账，流失400亿元。酒税之所以征不上来，一是名义税率太重，照章纳税企业几乎不能存活；二是小企业太多，多到很难建章建制，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加袒护，包税成为必然的选择；三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税制缺少衔接，漏洞多多；四是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湖南、广东、四川三个省酒厂分别达到5000家、6000家和7000家，人云：“当好县长先办酒厂，一只大锅几只桶，勾兑勾兑就是酒”。这种局面再多的征税人员也对付不了这般造酒大军。 　　再如，与公开、公平相悖，对不同企业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造成税负结构畸轻畸重。诸种优惠政策表现出爱老外没商量。国家税务总局许善达估计，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负担率为10％，比平均负担率低25％，流转税负担率为4％，比内资企业低三个百分点。 税制改革后外资企业的税负负担比内资企业约低五个百分点，外资企业在工资成本、城市建设维护费、投资方向调节税、进口设备关税等方面享有诸多优惠。这种政策使假合资、假外资大量增加。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20％是内资出境后再流入的资本，按此估计，1997年流出再流入的资本约为128.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65亿元，占当年m1增量的16.8％。 　　在通货紧缩经济比较萧条的时期，由于普遍的价格水平较低，进行公共工程投资的成本也较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但其作用又是有限的。在经济出现复苏之后，就应该寻找既能解决财政危机，又能避免损害社会效率的解决方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国家投资的增加，国家投资的增加如能引起有效需求和消费的增加，循环往复形成新的投资需求将倍数于初始的投资数量，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投资乘数。1998年财政用于国内基本建设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