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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 更难失去自由的效应（the harder-to-lose-freedom-effect） 更难失去自由的效应使得两种自由观念在理解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差异。按照无干涉的自由观，一种法律的统治（regime of law）必然是强制的，它将系统地危及人们的自由，即使实施这一统治的结果从总体上说会减少干涉的发生。服从法律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损失。而按照无支配的自由观，服从法律并不意味着任何人自由的丧失：只要法律的制定、解释与执行不是专断的，只要相关的法律强制不得不遵循承受者的利益和意见——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限制性条件。这一条件直观地表达就是：法律的统治必须代表一种公平的法治（fair rule of law）。 当然，与其本身并没有对自由构成威胁相一致的是，依靠法律强制与约束的统治可能像自然障碍（natural obstacle）一样限制人们的有效选择，或者提高这些选择的成本：它限定了人们不受控制之选择的范围。无干涉自由的赞成者并没有把自然的障碍视为对自由的威胁——这是因为它们显然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确实承认这些障碍影响了选择的范围，而这正是无干涉自由的适用领域。按照我们的区分，障碍制约了自由，但它们并没有危及自由。xiv无支配自由观的倡导者移动了自由的威胁性因素（compromising factors）与制约性因素（conditioning factors）之间的界线，所以与一种公平的法治联系在一起的干涉，同自然的障碍一样，虽然制约了人们的自由，但其本身并没有危及自由：它本身不能算作侵犯、妨碍、减少或违反人们的自由。xv 霍布斯和边沁是如下这一思想最著名的倡导者：法律本身就是对自由的一大威胁，“与个人对个人施加的强制形成比照的是，一个人得到的自由恰好相当于另一个人被剥夺的自由。因此，所有强制性的法律，尤其是所有旨在创造自由的法律，都将尽可能地取消自由”（bentham，1843）；xvi或者就像霍布斯所说的，“臣民的自由只有在主权者未对其行为加以规定的事物中才存在”（hobbes，1968：264）。xvii 但是，当霍布斯和边沁采取这一立场时，他们在有意打断一个更加古老的思想传统，即共和主义或共和派传统（skinner，1983）。这一传统首先由詹姆斯·哈林顿加以捍卫，他论证说，霍布斯混淆了摆脱法律的自由（freedom from the law）与自由本身，即通过法律实现的自由（freedom by the law）。约翰·洛克站在了哈林顿的一边，他看到“免于绝对、任意之权力的自由”是一项本质性的事物（lock，1965：325），xviii并将法律视为自由的本质要素：“如果（法律）仅仅是为了使我们不致堕入泥淖和悬崖，那么就不应当被称作限制……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lock，1965：348）。xix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978：126）xx重申了18世纪的正统观点，他写道：“慎重制定的法律决不是对自由的颠覆，而是对自由的引导，因为（正如洛克先生所洞察到的）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 从霍布斯和边沁的观点来看，两种自由观在对待法律态度上的差异具有重大的意义。一切法律都对人们的自由构成威胁的观点，使得霍布斯能够经受住来自共和主义者可能的批评，即：他的利维坦与自由是完全相互抵触的，它是与法治截然不同的专制统治，共和主义的法治是一个“法律的帝国，而不是人的帝国”（harrington，1992：8）。xxi同样，这一观点也使得边沁及其反对1770年代美国独立事业的友人能够反驳这样一种抱怨，即：既然英国议会在为北美殖民地的管理制定法律时没有对自己施加限制——既然它没有像在英国本土那样限制自己，那么，这些法律就是对美国人的任意干涉，并对他们的自由构成了威胁（lind，1776）。xxii霍布斯可以辩护说，在尊重臣民的自由方面，利维坦并不比共和国做得更差，因为所有的法律都会危及自由。边沁及其友人也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辩护说，在自由问题上，美国人在英国议会强加的法律之下并不比英国本土更糟。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都是将自由与无支配而不是无干涉对立起来所导致的更不容易失去的自由的效应，但是，在自由对立面的转换中，更容易失去的自由的效应又如何呢？ 更易失去自由的效应（the easier-to-lose-freedom-effect） 这一效应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人失去自由不仅仅是因为其他人任意地干涉了他们的选择，而是因为其他行为主体拥有这种能力。按照无支配自由观，某些人失去自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别人的支配（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