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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律师法在施行中的相关问题与思考2公检法纪范文大全 新律师法在施行中的相关问题与思考 三、 新《律师法》实施和具体应用的障碍 新《律师法》的全面实施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但在现实国情下仍是任重而道远，不仅涉及自身体系的完善，整体司法制度的配合，更是对长期以来司法工作中“潜规则”的挑战。 （一）滥用公权造成“三难”的责任者，还没有规定相应的追究机制。新《律师法》为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老大难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但事实上，要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除了要求立法赋予律师相应权利，还在于一旦这些权利遭到侵犯，如何提供救济？如何追究责任者？但在新《律师法》中，以及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对于滥用公权造成“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的责任者，还没有规定相应的追究机制。如此，解决“三难”将会遭遇很大困难。 （二）一些影响律师正常执业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现行刑诉法第306 条的“律师伪证罪”使一些律师往往担心因此“罪名”遭打击报复，导致很多律师害怕承办刑事案件，刑案辩护率下降。 （三）新《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与现行刑事诉讼法存在着不少冲突。而今，新《律师法》已经实施，《刑诉法》却未做相应修改。这就难免实践中的执法矛盾，而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些地方政法机关和律师一旦对法律理解出现分歧，那么有利于打击犯罪的理解，往往会被政法机关采纳，而一些有利于刑辩的理解，往往不予理睬。 （四）新《律师法》无法抵御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按照修改后律师法的规定, 律师凭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 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只要携带“三证”就可以去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1996 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实践中有个不成文的惯例, 就是在侦查阶段, 律师会见要经过侦查人员的批准, 之后还要经过看守所的批准。也就是说, 律师会见权在实践中变成了“两次审批权”。在这种情况下,修改后的律师法实施后, 律师凭证件真的就能直接会见吗? 如果可以,那么现存的“两次审批权”算什么呢? 是违法的吗? 因此, 我认为缺乏必要配套实施的原则性规定将会影响律师法实施效果。 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是否存在潜规则，而在于我们还未设计出足以消解、对抗这些潜规则的“正规则”。当务之急是，加快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及律师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最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制度设计和改进，应当充分融入控辩平衡、保护人权等现代法治理念，真正体现法律对公权力的约束。 （五）证据展示程序的缺失，不利于司法的公正和效率。律师阅卷权前移是必然的。律师在侦查和审判阶段阅卷权的强化,可以使律师在庭审前全面掌握案件情况。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律师向检察官展示证据的程序, 势必导致检察官在庭审前并不能全面了解律师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律师在庭审时如突然提出无罪等新证据,必然导致检察官要求延期审理, 形成“突袭审判”的局面。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六）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影响司法公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侦查机关并不都是把案件所有证据材料都纳入案卷, 特别是无罪的、对被追诉人有利的材料不放入卷宗的情况多有发生。一般来说, 案件的侦查时间比较长, 在侦查过程中,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 侦查机关常常收集的比较全面, 如果不放入卷宗, 无疑会影响律师阅卷权的实际效果。因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律师和检察官之间不能过分强调对抗, 要注意适度合作, 要避免单向的证据示。对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现实工作中也存在很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 侦查人员、司法人员有可能对辩方证人进行威胁、利诱。反过来,律师获得调查取证权, 在会见控方证人时也有可能采取非常手段, 如恐吓、利诱、贿买等。很明显, 这种可能性对司法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应在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特别是调查控方证人时, 侦查人员应在场, 同时, 侦查人员在调查辩方证人时, 律师也应该在场, 以避免不利于诉讼正常进行的情况发生。 （七）保障措施的不健全，无法全面保障律师合法权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 最高等级的是宪法, 其次是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基本法律, 第三等级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普通法律, 律师法即属于这一等级。从修改后的律师法的一般内容看, 其主要规定的是律师制度、律师组织和管理等, 带有很明显的行业管理或律师组织法的性质。加之, 律师法虽然规定了律师权利, 但并未规定这些权利的保障措施, 即律师权利被侵犯后, 如何获得救济。修改后的律师法要想较好地实现立法目的, 仍需要围绕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规范。 四、新《律师法》在司法工作实践中的建议 （一）检察机关要整合资源。评判侦查、批捕等工作, 应当以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