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建构解说.doc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建构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内涵和源起、必要性及基本理论 【内容摘要】自1963年新西兰制定了《刑事损害补偿法》以来，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一大趋势。虽然我国尚没有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但在地方已经有不少相关的实践，且从刑事司法发展的必要性出发，刑事被害人补偿问题应成为我国立法关注的对象。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起以社会福利说为理论基础的被害人补偿制度，并参照各国的立法例，结合自身的国情，在补偿原则、补偿对象、补偿范围、实施方式等问题上，做出切实可行的规范。 关键词：被害人，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社会福利说 一、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内涵和源起 被害人作为犯罪侵害的直接承担者，在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地位本不言而喻。但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犯罪逐渐被视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危害，民众亦更依赖于国家机器以抵御犯罪的侵袭，于是公权力取代了个人成为刑事司法的主导，而被害人则日益丧沦为被遗忘的边缘人群。虽然早在《立法理论》中，边沁便已论及对被害人补偿的必要性，但是，直到1941年德国犯罪学家汉斯·冯·亨梯《论犯罪者与被害者的相互作用》一文的发表，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积极作用才重新为人们所认视。及至1947年杰明·门德尔松“被害人学”概念的提出，对被害人问题的理论研究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而关于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讨论亦随之发展起来。其后，自1963年新西兰颁布《刑事损害补偿法》以来，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先后通过了刑事被害人补偿的相关法律，这标志着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已成为国际发展的潮流。 在我国，自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其各项诉讼权利也有了进一步的保障，但在制度层面上，对被害人受偿权利的保护依然十分有限。因此，在日益重视个人权利保障的今天，如何建构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热点。 二、我国确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传统理论认为，所谓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故在刑事司法中，代表国家的公诉方与被告人之间的二元对立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结构使得刑事司法的运作往往只注重于国家和犯罪者之间冲突的解决，而位处二元关系之外的被害人的态度和利益诉求则极易被漠视和遗忘。诚然，公权力对犯罪者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被害人实现了正义，但这毕竟无法全然替代被损害的个人利益的恢复。故有不少学者提出，我国刑事法律关系应建构起国家、犯罪人、被害人的三元结构模式，对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要充分予以重视。 当下，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被告人与国家机器对抗下的弱势状态日渐为人们所关注，如何维护被告人利益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命题，可与此相较，我国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却依然裹足不前，乏善可陈。据统计，目前大约80%以上的被害人无法从被告人那里实际获得赔偿。虽然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向被告人求偿的权利，但在实践中，或因立案却迟迟未能破案、或因被告人未被起诉、或因程序的拖延、或因判决对个人救济的忽视、或因被告人恶意地不配合，或因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太多的变数使得被害人获偿权利的实现往往成为空中楼阁。 当然，现在也有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对被害人予以一定补偿，但这毕竟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使得在操作中具有太大的随意性。故该渠道尚无法成为被害人补偿的常规性、制度性途径。 当被害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可靠保障，必将带来众多负面的效果。首先，对于一些被害人家庭来说，犯罪的侵害可能使其丧失主要甚至唯一的经济支柱而使生活难以为继；其次，对既损利益难以获偿的不平衡和不满，容易导致对侵害人乃至于对社会的报复心理，引发被害人与司法机关的尖锐矛盾，甚至引起被害人向犯罪人的转化；最后，权利保障的缺失会降低人们对于司法机关的信任，长此以往，这种不信任心态的蔓延必将大大将低法治本身的公信力和社会效果。所以，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三、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基本理论 关于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法理依据，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观点，世界各国学说纷纭。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国家责任说、社会保险说与社会福利说。 （一）国家责任说。 国家责任说的思想主要源于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认为，既然人民将自己的所有权利让渡给了整个集体（国家），则集合了人民权利的国家，便有义务以其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而在现实中，国家垄断了以暴力镇压和惩罚犯罪之权力，且在相当程度上剥夺了人们私力复仇的权利，故在此情况下，当公民受到了犯罪的侵害，则可认为是国家未能尽到控制犯罪之责任，保护公民之义务，所以当被害人未能向犯罪人处获得赔偿之时，国家应就被害人之损失予以补偿。 笔者以为，该学说最大的缺陷在于混淆了犯罪中的责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