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臺灣港口城市的發展及其商業文化」ppt.pptVIP

一、前言 十九世紀中葉西力衝擊之下，臺灣被迫開港，所帶來的新貿易型態與刺激，最受囑目，口岸貿易相關課題的研究成果因此也最多。 大多研究利用條約口岸（treaty port）的海關資料，強調世界市場或是中國內地的影響，而較少從臺灣本身的經濟發展，來觀察19世紀臺灣貿易型態及商業文化的多重性問題。 究竟除了十九世紀中葉開港的通商口岸之外，其他的傳統港口城市面臨何種衝擊，貿易型態是否有所改變，卻少有討論。 領臺的212年（1683-1895）之間，臺灣沿海曾經出現過至少198個港口。 這些大大小小的港口，各自在地域經濟發展上扮演不同角色，彼此之間更隨著政策、港口規模大小以及貿易網絡的變化，形成既從屬又分立的關係。 在不同的人文和自然條件之下，各地域港口城市的貿易型態是否有所差別，應值得重視。 1860年代，臺灣開港之後，面臨一個所謂「交通革命」和「商業革命」的新變局。 過去的討論，特別強調洋行壟斷臺灣的對外航運和貿易，甚至造成臺灣傳統進出口貿易商人組織郊的沒落。 除了競爭關係之外，洋行與華商之間，特別是與郊商之間的合作關係卻是較少被注意的。 謝美娥的研究仍以條約港的海關資料來概說全臺，並指出十九世紀茶葉栽種的擴張影響稻作，甚至以清末臺北盆地進口米的事實，主張1870年代以後臺灣已經不再對外出口米。 清代臺灣並非一個同質區域，而有顯著的地域差異存在。 本報告簡述臺灣港口城市的發展，並說明傳統港市和國際港市商業文化的差異。 商業文化則主要從商人組織、商品、貿易網絡、投資以及資金融通等面向來觀察。 二、由正口到國際港埠 1683年，臺灣納入清朝版圖之後，為了統治上的方便，施行臺灣府城（今臺南）的鹿耳門港與福建廈門的正口對渡政策。 鹿耳門成為臺灣對外貿易的唯一窗口，沿岸各港口按規定均必須透過該港進出口商品。 這個政策也形塑了臺灣主要與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特別是福建的貿易分工機制。（臺灣的糖、米、油等農產品，交換中國沿海的布匹、紙、建材、瓷器等手工製品和日常用品） 雍正至道光年間，臺南糖銷往華中、華北。此外，至雍正年間，臺灣仍延續鄭氏王朝時期的習慣，與日本長崎猶有貿易往來。主要輸出糖、鹿皮到日本，而由日本輸入銀、銅以及海產。 乾隆年間之後臺灣的中北部陸續進入拓墾狀態，米穀生產旺盛。 原來僅由鹿耳門出入的單口對渡政策，也越來越不符合地方經濟發展後的實際需求 。 乾隆49年（1784）和53年（1788），為了治安和地方經濟發展的考量，清廷遂正式開放臺灣中部的鹿港與福建泉州蚶江、北部的八里坌（今淡水八里，1820年後改泊滬尾）與福州的五虎門直接對渡，而形成北、中、南三個正口與福建貿易往來的型態。 道光6年（1826），由於山後的噶瑪蘭（宜蘭）開墾完成，形成獨立的地域經濟體系，又開該地的烏石港為正口，與福州五虎門對渡，米是主要出口商品。 另一方面，臺灣中部地區發展迅速，單鹿港一口已不敷實際需求，加以臺運官穀到福建之需，遂新開海豐港（又稱五條港，今雲林縣麥寮）一口，成五個正口與中國內地對渡。 道光末年之後，因應各地經濟發展、臺運廢止以及地方衙門可以徵收船隻規費作為地方官津貼或衙門公費等因素，港口政策逐漸寬鬆。 道光末年至同治年間地方廳縣逐漸開放沿海貿易私口與大陸內地港口貿易，大多稱作「小口」 。 1860年，臺灣（臺南安平）、淡水兩個港口開放為通商口岸，打狗與基隆則是附口。 臺灣南部生產的糖、中北部生產的樟腦以及北部的茶葉，因是國際商品，主要由通商港埠輸出。 其他傳統港口，一方面仍繼續直接與中國沿海各地貿易，同時也透過通商港進出口國際商品。 19世紀中葉，依據港口規模與地域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臺灣的港口系統形成南北兩個核心港口、正口以及小口等三層系統。 國際港埠的貿易範圍擴及世界各地，傳統港口的貿易網絡雖然北至錦州、天津，南至香港，但是仍以福建各港為主。 臺灣港口城市也出現通商港埠和傳統港市兩種類型。 三、傳統港市的貿易型態 鹿港的對外貿易： 鹿港是臺灣中部最大港市，一個標準的正口型港口城市。早在1784年設為正口之前，已經出現商人組織泉郊。 19世紀初，隨著商業貿易規模的擴大，郊分化更明顯，已出現所謂的鹿港八郊。 19世紀末鹿港的郊商主要出口臺灣的米、砂糖及油到中國大陸市場。貿易網絡最遠至天津、上海，但仍以泉州各港居多。 鹿港是正口，腹地範圍涵蓋整個中部區域，貿易量較多，因此逐漸發展出與泉州固定商號之間的委託貿易制度。 鹿港商人與泉州商人之間也有密切的合夥投資關係，卻是在小口型港市少見的現象。 郊商以中小規模居多，因此資金交易除了現金之外，大多透過幾個商號之間相互對帳、過帳交互計算方式，或是透過泉、鹿兩地本分號之間的匯兌，解決彼此的帳務。因此，鹿港始終沒有出現在中國內地相當流行的錢莊、票號等金融機構。 小口型港市－以竹塹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