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梅：古代中漆艺交流论述.docVIP

古代中日漆艺交流论述 程红梅(暨南大学　广东广州　510632)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卷（总第4期），2002年9月 JOURNAL OF GUANGZHOU RADIO Vol. 2　Sum No. 4 TVUNIVERSITY Sep. 2002 摘　要:中日漆艺交流历史悠久,几乎贯穿中日文化交流的整个历史,中国漆艺较早发展成熟,对日本漆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漆艺,并在吸纳中国漆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建立起本民族传统漆艺体系;日本的创新技艺回流中国,丰富了中国既有的漆艺宝库。中日两国的漆文化在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中互动发展,对世界漆文化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中日　漆艺　交流 漆艺是工艺美术园中的一株奇葩异卉,它以悠久的生命力和不断更新的艺术形式表达着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需求,在人类文明史上绽放着奇光异彩。中日两国的漆艺具有悠久的历史,均在各自新石器时代已经生发,其发展贯穿古今,但是两国的漆艺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为漆艺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得中日两国的漆艺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民族特色。 中国漆艺较早发展成熟,从而对日本漆艺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因此,早期的中日漆艺交流实际是中国漆艺对日本漆艺的单方向影响。随着日本漆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以及传统漆器艺术风格的确立,中日漆艺逐渐形成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局面。由此,笔者将中日漆艺交流的历史大致分为唐宋以前、唐宋和明清三个阶段。 (一)华漆东被———早期中日漆艺发展的巨大差距及中国漆艺对日本漆艺的影响 中国漆器制作在7000年前已经出现,[1]到两汉时期,臻至辉煌高度,漆器的实用普及和工艺水平同时达到了一个高峰。精美奢华的漆器渗入中上层阶级的日常生活,当时“富者银口黄耳,金垒玉钟;中者野王器,金错蜀杯”[2];漆器的品种繁多,有生活用品、乐器、礼器、兵器、车马具等等,几乎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漆器的胎骨制作、髹漆技法完备,造型优美、纹饰丰富、色彩多样,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艺术境地;漆绘艺术与两汉的绘画艺术交相辉映,展现出大汉气势磅礴的精神境界。当中国漆器已进入黄金时代的时候,日本漆艺才刚刚起步,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日本的奴隶时代)的漆艺在二色髹涂和二色彩饰的基础上出现透雕和镶嵌,但技法相当原始,其品种也只有少量装饰品、武器和生活用品。 有学者认为早在中国的新石器时期,中国漆艺已对日本漆艺的发展产生影响。“现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漆器物品有: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只木胎漆碗,常州圩墩遗址出土的二件涂漆残木器,余姚反山墓地出土镶嵌玉饰的彩绘漆杯,良渚文化的黑陶上常有漆绘的花纹,上述遗存年代均为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2000年。日本绳文文化的漆器和涂漆陶器都比较发达,唐津荣火田遗址出土的黑陶上也有漆绘的花纹,同良渚文化比较接近。”[3]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则表明上古时期日本漆艺的发展受到中国的影响。 朝鲜乐浪发现的大量汉代漆器揭开了中国漆器东传的面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朝鲜乐浪附近发掘出大批带铭文的两汉时期中国漆器,时间从西汉永元二年(公元前85年)到（P.51）东汉永平十年(69年),[4]这充分表明汉代漆器输入朝鲜半岛的数量之多。乐浪,汉时属于中国版图,是当时朝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据点。据学者考证,汉代中日交通路线是循海北道中到达弁韩,然后沿着马韩的海岸,顺各岛屿海湾北上,到达乐浪郡,最后由乐浪郡取道陆路辽东到达后汉的首都洛阳,这是汉代中国文化输入日本的最主要渠道。[5]漆器已经到达乐浪,想必不会停止它东进的步伐。 朝鲜漆艺是在中国漆艺直接影响下发展的。学者普遍认为朝鲜在西汉时出现漆器制作业,现已发现的朝鲜本地所产最早的漆器是一件高句丽时期的藤藤漆篮,其上书有“忠孝楷范”四个汉字。早期日本漆艺通过朝鲜接受中国漆艺的影响。在日本保存有完好的朝鲜早期漆艺作品,如朝鲜三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7世纪)的一件木质神龛和两件木雕堆漆佛像。这一时期的朝鲜工匠还来到日本,为日本制作了许多佛教造像,并用漆工艺装饰日本的庙宇、寺院。[6]日本在绳文时代(公元前300年以前)只有二色髹涂和二色彩绘技法,到古坟时代(4世纪—6世纪),制胎技术已可与中朝相媲美。如果没有外来的影响,这种飞速进展的取得是难以想象的。 (二)漆苑和歌———唐宋时期中国漆艺的嬗变与日本漆艺技法的成熟和风格的确立 瓷器的诞生是中国日常生活用具制作材料的一大变革,它以质价多样,可批量生产满足了各个阶层的需求,一经出现,便迅速占领了日常生活用具领域。隋唐时期,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使得漆器从这一领域大规模撤退。漆器在实用领域的发展受到抑制,并没有影响到漆器自身的发展,它作为工艺美术品的审美功能和奢侈消费品的地位反而益加突出。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