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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系谱的建构 章清 《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总第六十七期 “传统”的建构在历史演进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近年已渐成学界关注热点1。而立足于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系谱的建构，或有相当的难度。照通常理解，主要靠“收拾西方学理”成型的中国自由主义，在更多表现出对西方文化亲和性的同时，还相应主张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深刻反思。我想说明的是，中国自由主义作为“援西入中”的产物，同样也有一个“中国化”过程，尽管自由主义是反传统最具代表性的力量，但这并不妨碍其在历史资源中寻找其正当性。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就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系谱的“建构”略作勾画，同时探讨对“传统”的“建构”如何影响到中国自由主义的论述策略。““ “托古”之论述策略及成因 中国之“信而好古”已是学界之共识，此不仅成为中国人做学问的主要方式，藉“托古”以争正统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中就写道，过去思想常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有效。因之，“新思想建设之大业，……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练”2。梁氏这番话，或可看作是其为“传统”所做的辩护，尤其是从论证策略强调了传统对于创造历史具有的意义。 事实上，以史论事是近代中国普遍流行的论证方式。1906年章太炎的一段演说，就特别以顾炎武为例强调了历史传统对于创造的意义。“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要紧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地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3而更多的是从论述策略表示了借助历史的无奈。以“托古改制”名闻士林的康有为对此就有贴切的解释，“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4。因〈古议院考〉遭严复质疑，梁启超也表示说：“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5就此而言，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在解释“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时，说得更透彻：非儒学派的恢复不只是因为其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合适土壤，其特出功效还在于，用现代哲学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哲学解释现代哲学，可以使中国哲学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和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6。 何以在晚清以降中国知识界普遍存在“托古”之论述策略，研究者也从思想方式的视野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朱维铮先生在论及清代汉学时曾指出，“鸦片战争前一个世纪，由于汉学的盛行，愈来愈多的中国学者，包括汉学内部的异端经今文学家，以及所谓汉宋调和论者，在学术研究上都多少倾向于从历史角度看问题”7。虽只是就清代汉学立言，但实际上，由于汉学持续的影响力，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也延续下来。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系谱的建构，或也可看作同样心境的反应。 建构“传统”的几个面向 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系谱的建构，简单言之，主要在下列四个方面有直接的呈现： 其一，自由主义“中国话语”的建构。言及中国自由主义的成型，首先即是有关话语的译介问题。在此方面作为先驱者的严复，曾惟恐“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他也表示其处理译事的基本思路是“沿流讨源”，先“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复“广搜一切引伸之意”，然后才“返观中文”，以“考其相类”8。可以说从一开始即赋予了历史以某种“正当性”，“权利”、“自由”等概念也逐渐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话语。有意思的是，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胡适在阐述自由主义时仍从文字的疏解入手，认为“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因之自由主义运动不过是一连串“解缚”的努力9。更耐人寻味的是，直到张佛泉1950年撰写《自由与人权》时，才揭示出上述理解可能存在的偏差。张强调自由之确凿意义实有两种“指称”：一种指政治方面的保障，一种指人内心生活的某种状态。在中文世界第二指称下的自由观念，可谓早已有之，但第一指称下的自由却没有形成，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夙来没有严格的权利观念。“我们竟将多年来汉文中的‘自由’一词（只有第二中指称下的意义）来概括西人的第一指称和第二指称下的自由。这便是我们在企图了解西人第一指称下的自由时，所遇到的语意上的极大困难。”10 其二，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的会通。晚清以来对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早已是学术圈广为关注的话题。中国知识界在阐述自由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也不难发见“传统”所具有的意义。汪康年1910年在〈论吾国人之心理〉一文中曾批评那些对西学耳食之人“不考西人自由之语何自而来，自由之界限以何为起讫”，却拿老庄的思想去理会自由，还用佛教的“平等”之义来附会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