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陈友谅起义的历史背景与海疆可能》.docVIP

陈友谅起义的历史背景与海疆可能 赵现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先生： 你们好！ 陈友谅是元朝末年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元史研究、明史研究的重点人物之一。沔阳也因为他，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在陈友谅的故乡召开专门的学术研讨会，我觉得不仅是仙桃市文化建设的一项大事，而且是明史研究的一项大事。今天有幸参加“陈友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踏上古沔阳这块热土，恍如穿越历史，倍感亲切。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专家学者，也有关心陈友谅的地方有识之士，更有陈友谅的后人。在这里汇报一下我对陈友谅与其历史时代的粗浅认识，还请各位领导、各位先生不吝指正。 我汇报的题目是《陈友谅起义的历史背景与海疆可能》。首先谈一下元朝末年陈友谅发动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在以往的元末农民起义研究中，阶级因素获得了充分的讨论。但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历史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综合的结果。元朝统一中国后，在法律规定上，实行民族分等的政策，其中蒙古人与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分别被列为第一等与第二等，而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华北人民被称为“汉人”，列为第三等，南宋统治下的淮河以南的地区的人民被称为“南人”，是地位最为低下的第四等。虽然蒙古、色目人中也有贫穷的被统治者，但元朝被统治阶级的主体是汉人与南人，也就是汉族，以及汉化的契丹族、女真族，可能还有少部分流落于中原的党项族。 汉人与南人中的士人，虽然由于元朝在多数时期并不实行科举制度，在政治上受到很多压制，但由于元朝对社会管理较为松散，因此士人得以优悠林下，与蒙古统治阶级的矛盾并不深刻。与蒙古统治者矛盾最深的是普通民众。元朝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它是一个横跨内陆亚洲与长城以内地区的帝国。虽然蒙古草原没有长城以内，尤其江南地区富庶，但却是元朝控制亚洲内陆，在形式上维持蒙古帝国至为重要的地带。因此，元朝采取了将长城以内，尤其江南财富运送到蒙古草原的政策，以加强其本部的经营。也就是所谓的“内北国而外中国”，这也是蒙古本位政策的一种体现。但这相应造成了长城以内的财政压力。尤其在发生灾荒之时，造成汉族民众的生存压力。汉族民众把生存上的经济问题转化为民族口号表达出来，提出了“驱元复宋”的口号。 元末农民起义之所以标榜恢复宋朝，应该是以距离最近的汉族政权，号召汉族地区。韩山童最初起义时，便号称是赵氏后裔。《元史》记载：“（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韩）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元朝末年士人叶子奇撰《草木子》，也指出：“（韩山童）以赵宋为名。韩山童诈称徽宗九世孙，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此说以动摇天下。”韩山童除提出复宋口号外，还直接针对当时的民族矛盾，提出元朝“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做法。就是指责蒙古统治者把汉族的财富都掠夺到了蒙古高原地区。刘福通北伐军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之口号。“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并以旗联的形式表达出来。“中原红巾军初起时，旗上一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朱元璋最初归属龙凤政权，也标榜“复宋”。“设浙东行省于金华府。上于省门建立二大黄旗，两傍立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 与龙凤红巾军相比，天完红巾军在民族口号上，并不是那么明显，但同样也以反抗蒙古统治为标榜。比如徐寿辉政权也以“期逐胡虏，以靖中夏”。但后来李思齐与元朝其他军队的内讧，以及最终投降明朝，都可以看出元朝实行民族分治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基础。 元末红巾军虽然以驱元复宋为政治口号，但在政权建设上，由于所面对的直接对象便是元朝，社会发展的自然延续性，使元末红巾军政权基本仍是以元朝制度为模版，只是在其表面夹杂、附会了汉族因素罢了。以陈友谅所属的天完政权为例，据邱树森先生的研究，天完政权最高行政机构与元朝一样，都是中书省，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也是行中书省，地方各级军事管理机构依次是：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管军府、管军百户府等，体制大体与元朝制度相同。陈友谅最初便是徐寿辉天完政权中书省的平章。 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年号为“大义”。当时红巾军队伍共分为四支，居于姑苏今苏州的张士诚政权，居于建康今南京的朱元璋政权，以及从天完政权分化出的四川夏政权，另外一支便是居于武汉的陈友谅政权。陈友谅政权继承了天完红巾军的主体力量，势力最强，而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出于长江中游，形成了对长江中下游的朱氏、张氏政权的巨大威胁。此时元朝内部正经历不断的内乱，根本无暇顾忌江南的红巾军力量。明夏政权僻居四川一地。在这种形势下，三支队伍所面临的威胁，便皆来自于红巾军内部。三个政权鼎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