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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农民工”靠什么老有所依（人民时评） 　?历史的欠账，不能让历史去还，只能从当下想办法。这关乎基本的代际公平，也关系着经济发展的后劲 他们为城市建设奉献了青春与汗水，却未必有可靠的保障，年近退休，还常常在做重体力活儿……日前发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在2.73亿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占到17%，总数超过4600万，而40岁以上的将近1.2亿。 　　“上有老、下有小”，强度大、收入低，风险高、保障少，是这些“高龄农民工”共同的境遇。无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看，还是从“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的现实需要看，都有充分的理由改变他们的境遇、保障他们的权益，让高龄农民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是什么造成了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局？ 　　一则，是历史的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确实经历了一个过程。比如，第一代农民工中的不少人，上世纪90年代随着打工大潮南下、进城，可直到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大部分才开始被纳入社会保障网。这意味着，年近退休年龄的农民工里，很多人不满15年缴费年限，无法领取养老金。未富先老，是这部分群体养老焦虑的社会大背景。 　　二则，是现实的困境。有专家计算，各类保险的缴费率超过40%，不少企业因不愿或难以承受这个压力，而没有给予农民工到位的权益保障。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不仅“议价”能力有限，还面临异地转移的困难。折腾一圈下来，拿到手的可能还没缴的多，更解决不了眼下缺钱的心慌。于是，不少人被迫选择中断社保，甚至弃保。本来多缴多得的制度设计，就这样成了“能少缴就少缴”的无奈选择。 　　历史的欠账，不能让历史去还，只能从当下想办法。这关乎基本的代际公平，也关系着经济发展的后劲。道理很简单，抗住经济下行压力，终究要靠实业；而振兴实业，终究要靠工人、靠千千万万农民工。倘若高龄农民工们长期行走在社会保障的边缘，势必拉大贫富差距、产生阶层隔阂。反过来，切实增进其当期收入与未来的保障，必将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动力。 　　如何应对？从技术层面讲，一方面要适当调整社保缴费的费率，降低异地对接的门槛，打破城里打工的职工险与家乡养老的居民险的界限，共同增进企业与农民工缴费养老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对应缴不缴的违法行为严肃查处，让农民工维权的腰板硬起来，真正成为主人翁、主力军。 　　往深里说，高龄农民工的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城乡的差距、劳资的矛盾。当前，城镇化率已达54.77%，可农民工及其家属仍难享受均等服务；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跑赢GDP，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仍是一些人的无奈之选。城乡发展一体化任重道远，让农民工分享红利、收获实惠，像城里人一样把根扎下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高龄农民工的境遇，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问题，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要“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只有按照这样的要求，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我们才能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成果的障碍，让劳动更有价值、劳动者更有尊严，让中国梦在普通人的生命中充实起来、延展开来。 光明日报：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发展生产力 去年下半年开始，通用汽车、IBM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油籽、玉米和小麦加工企业之一的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等知名跨国公司，开始将他们原先设立于中国上海的业务总部向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尽管这一趋势只是初露苗头，但这些外企明确表示，中国国内严峻的空气污染是迁离行为的重要原因。中国欧盟商会则指出，旗下有8家会员企业表示由于空气污染问题，难以说服优秀的国外员工前往中国工作。 这一系列事例至少从一个方面证明，环境污染正在或者说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了损害。 因为资本短缺，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源、劳动力等为筹码吸引外资，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尽管这种“以市场换资本”的方式让外企纷至沓来，驱动了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也让国人遭受耕地锐减、空气污染、资源枯竭之痛。长此以往，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在全球化市场中会逐渐失去核心竞争力。 从国内的形势来看，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长期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会形成制约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一方面，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趋紧，大量落后的、不合理的、非“绿色”的产能，在一个低端而饱和的状态下苦苦支撑，不但严重浪费社会资源，也是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大障碍。 另一方面，社会行为的“生态向度”严重缺失，正在重复以往西方消费主义那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以及“先增长、先污染、后治理”的生产生活方式。据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