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边塞诗.docVIP

第五章 北朝边塞诗 所谓北朝,一般来说,指的是鲜卑族拓拔氏纵兵中原,于439年统一北方,中间历经了东魏与西魏的短暂分裂,北周与北齐的对峙,至589年隋灭陈和后梁而统一全国这一段历史时期。 由于北朝的统治者出于”畜牧迁移,射猎为业” 的游牧民族,其天性决定了他们勇武好胜的民族习气。这儿民风剽悍,性情粗犷,对于战争毫不回避,甚至津津乐道,以英勇善战为能事。在此民风的影响下,北朝的文人,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文人,还是汉族文人,也多对战争抱着一种认同的态度。甚至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曾亲临边塞，参加战斗,所以他们笔下的边塞作品表现出激昂高亢、乐观豪迈的风格。同时,由于一部分南方文士由南入北,如庾信,王褒等人,在北方度过了很长时间，受到北方民风的熏陶,亲历了北方的风物景观,再加上他们浓烈的思乡情怀,他们也写了一些边塞诗。其特点是将南朝的写作手法与北方的景物、风尚相结合,表现出一种迥异于南朝边塞诗的风格。本章拟将北朝的边塞诗人分为两派,即本土诗人和入北文人两个派别,以便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他们表现出的不同风格,以及他们的作品在整个边塞诗史上的地位。 一、本土诗人的边塞诗 在谈本土诗人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一）好武尚勇的民族风尚 鲜卑族原先是居住在大鲜卑山一带的游牧民族部落，“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后来匈奴西迁，鲜卑族占据了他们的居留地，在拓拔氏的率领下逐渐强大起来，于439年统一了北方。鲜卑族在长期的征战中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游牧文化气息，他们崇尚勇武，豪侠任气。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士大众都表现出一种与南方不同的文化品格。 从北朝的统治者来看，北魏的拓拔氏，其先祖“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是在马背上讨生活的鲜卑贵族，进入中原后虽然由游牧逐渐变为农耕，但许多贵族成员并未放弃本民族崇尚武功的传统，而是文武兼备，全面发展。孝文帝元宏即表现出这一特点来，他“才藻富瞻，好为文章，诗赋名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有文章,百余篇”， 可见他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但同时也继承了游牧民族长于骑射竞于气力的遗风：“又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余岁,能以指弹碎羊髆骨。及射禽兽，莫不随志毙之。” 东魏孝静帝元善也是如此，“帝好文学，美仪容，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群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 不但拓拔氏继承了先祖遗风，北周的宇文氏，也是勇武善战，其先祖“有葛乌氏，雄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 其后“（宇文）神举伟风仪，善辞令，博涉经史，性爱篇章，尤工骑射，临戎对寇，勇而有谋。任兼文武，声彰中外。” 他的文才武略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至于北齐的高氏，“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则已经成了鲜卑化的汉人。高适即其后代。他们正是在北方大地上，纵横驰骋，互相厮杀，上演了一幕幕激烈悲壮的历史剧幕。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生活在其中的北朝文人，在游牧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不同于南朝文人临战心态。他们对战争，不再是恐惧而是将其视为建功立业的机会，积极投身其中。崔浩是北魏前期人，曾参与军国大事。太武帝灭郝连昌、击败柔然、灭北凉，他是主要的谋士之一。太武帝曾夸赞他“尪纤懦弱，手不能挽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兵甲”、“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咨浩，然后施”。 崔浩本人也曾对太武帝说过：“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功勋，致位公辅。” 他不像南方文人那样害怕、鄙视战争，而是抱着乐观的态度对待战争。崔浩之曾祖崔悦“并以博艺著名”，学卫瓘书法，十分出色，其父崔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早年曾做诗歌，可谓是书香门第，但到崔浩，则一改儒雅门风，表现出一种尚武精神。崔浩的看法，可以说是反映了北方文人对战争的普遍认识。 北朝的文人，很多都是文武兼习的。李琰之，陕西狄道人，早有盛名，人称神童，经史百家无所不览。“琰之虽以儒素自业，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及至州后，大好射猎，以示武威”。 他虽担当文职，却要发扬将门传统，寻找机会习武。又《北齐书·王昕传》记载“昕少笃学读书，太尉汝南王悦辟骑兵参军。旧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从。” 王昕是北齐著名文人，由于在太尉府任职，所以太尉出猎他戎装作陪。魏收，巨鹿下曲人，北齐本土作家，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齐名，世号三才,有魏书一百三十卷及部分诗歌传世。他的文学成就得到公认，而在武艺方面也是十分出色的。“收年十五，颇已属文。及随父赴边,好喜骑射,欲以武艺自达。” 魏收可文可武，在两方面都有发展前途。高昂字敖曹，是北齐著名诗人，有多篇作品传世。他也是北齐重要将领，跟从高欢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他统帅三千人，以汉人为主，战斗力并不比鲜卑军队差，“于是鲜卑共轻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