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定量研究与定研究的结合及对调查研究的启示》.doc

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及对调查研究的启示 ［作者：蒋逸民 转贴自：湖南社会学网 更新时间：2008-10-9］ 近年来，有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越来越多，要求结合使用两种方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拟在对比分析这两种研究范式差异的基础上，对两种方法结合的模式和具体途径进行探讨，并对我国调查研究中使用结合的方法进行思考。 一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分野 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两种方法范式。第一种范式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它模仿自然科学，主张依靠归纳法去发现新知识，用“假设一演绎”模式来检验理论（Kerlinger,1964），用数理统计工具来分析可量化的经验观察，确定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包括实验法、准实验法、问卷调查法等。第二种范式是人文主义方法论，它从人文科学衍伸而来的，注重收集文本信息，并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人文主义方法的具体化就是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它偏重于文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强调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解、说明和诠释，包括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行动研究法、观察法、访谈法、个案分析法以及人种志等。 在方法论历史上，定量研究曾是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性范式。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摆脱了神学思辨和经院哲学的束缚，纷纷采用培根所倡导的观察实验方法。霍布斯（T. Hobbes）继承了伽利略的传统，认为人类现象与自然现象并无不同，可以把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应用于研究人类现象。孔德（A. Comte）极力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提出要把社会学建设成为一门实证科学。涂尔干（E. Durkheim）主张社会科学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用实证的方法、确凿的数据来表达社会事实。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 Wundt）1879年设立心理实验室，提出了用实验法和观察法来分析心理现象。自19世纪后期以后，定量研究逐步取代了思辨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20世纪20年代，描述性统计分析日益成熟。在30年代，推论统计学得到飞速的发展。在40-50年代，定量研究主导了社会科学研究。在行为科学和组织研究领域，研究者们通常用“假设一演绎”模式来研究社会现象。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尽管定量研究继续主导社会科学研究，但是，由于人文社会系统和数理逻辑之间裂痕的加大，人们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质疑逐步增多了。人们开始认识到，现实是由人类自身参与建构的，知识传递是以社会方式来进行的，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并不能完全使人满意，比如定量方法有将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数量化、凝固化的倾向，不能在自然状态下对微观世界进行细致、深入和动态的描述和分析，等等。其实早在19世纪末，狄尔泰（W. Dilthy）就对实证主义方法提出异议。他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样本，无法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社会是有意识的人参与其中的，研究者不可能撇开参与和解释社会的人，只能透过人的释义历程，从整体中来把握社会真实。狄尔泰的观点反映了新康德主义和现代解释学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立场。当然，对实证主义根基的真正动摇还是从实证主义内部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波普尔（K. Poper）的“证伪主义”、库恩（T. Kuhn）“科学范式”、拉卡托斯（L. Lakatos）“精致的证伪主义”和弗耶阿本德（P. Feyerabend）“知识无政府主义”等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实证主义的狂妄，挑战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主义的权威地位。它提醒人们，定量研究还不足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还可以借助其他研究范式和工具来进行。 与定量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相比，定性研究一直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缘。定性研究发轫于19世纪，随着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而发展起来，早期的定性研究主要凭主观经验和理论思辨来进行，一度因社会调查运动而引人注目。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方法论指导原则和操作规范，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因此在定量研究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领域，长期不受重视，甚至受到排挤和打压。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以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定量方法的局限性，开始对定量研究提出质疑，并重新对定性研究的方法进行审视。1965年皮亚杰对“心理测验”提出了批评，认为只进行数量上的研究而不从性质上把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70年代，尽管定量研究仍旧统治着教育研究，但“定性研究不再是被看作一种‘修饰的花边’了”（瞿堡奎，1988）。到了80年代，定量研究和实证主义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失去了霸主地位，定性研究方法逐步成熟起来，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