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达哥拉斯学、数学与形而上学的起源】.doc

【毕达哥拉斯学派、数学与形而上学的起源】 作者：张祥龙 首先让我们想一下，没有毕达哥拉斯，能够有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吗？而如果没有这两位，能有亚里士多德吗？我想回答都只能是“不能”。实际上，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都是某种特殊类型的或改进型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这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学说特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于是我们就有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意义上的数学能够激发哲学？我们分两步来回答。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能够持续存在的并有突出的独特文化含义的哲学传统是很难出现的，它不能从人类的自然倾向中产生。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于人的好奇和闲暇，[1](P982b14-28)而与之似乎相反的一种看法则认为：智慧之因是苦涩的。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中叹道：“智慧自苦难中得来。”[2]犹太基督教的《圣经·创世纪》中讲：人类的祖先正是吃了“知识之果”，才被神逐出了无忧无虑的伊甸园，世世代代要受苦受难。释迦牟尼宣讲的“四谛(四个最基本的真理)”的第一谛，就是让人明白人生从根子上是“苦”，由此才能走向智慧。孟子则相信，那些膺天之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故而我觉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起于“安乐与好奇说”肯定不成立，因为人类历史上有好奇心和闲暇者甚多，但因此而做哲学思索者却太少太少。“苦难起源说”虽然也有类似问题，但它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启发，即智慧、包括哲学智慧与人类经历的某种“边缘形势”有关，而痛苦与绝望往往是造成现实人生中的边缘形势的最有力者。边缘形势的特点是：平日正常状态中现成可用的方法与手段统统失效，人被逼得要么想出新办法对付这危机局面，要么就被它压倒。然而，“边缘”意味着“不稳定”、“不正常”和“难于重复”，所以只靠边缘形势激发出的流星野火般的智慧几乎不可能形成一个持久的传统。要将“野狐禅”(人在边缘形势中的自发思索)变为一门能承传下去的学问，必须发明某种巧妙的方法或结构，使“边缘”与“正常态”奇迹般地结合起来，以使边缘的探索能够有所依凭地、但又不被这“依凭”完全腐化收编地独立进行下去。所以，这个结构必须是一种高妙的游戏机制，它里面的规则不只是为了控制，也是为了创造有自由度的游戏空间，因而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和诱发出意义、趣味和思想热情来。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机制必须满足这样的要求：(1)它必须是比较独立的，可以只靠或基本上靠自身的机制就见出效果、分出优劣。(2)它必须是足够“公正”或“客观”的，以使得整个局面不被某一种实体---不管它是哪种意义上的---控制。(3)它必须是足够丰富的，以便容纳充分的变化可能、不可测性，或者说是让天才和创新出现的奇变可能。因此，这种可变性必须是质的，容纳新的维度出现的可能，或者说是“惊喜”与“狂热”出现的可能。 第二，古希腊的纯数学，而不是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实用数学，满足了这三个要求，尤其是第三个要求。它是可自身推演的、可自身判定的和容纳无穷奇变可能的(甚至让毕达哥拉斯学派本身尝到了“不可通约”的苦果)。而毕达哥拉斯将它用到了解决世界与人生的边缘问题上来，使在他之前出现的探讨“本原”的传统获得了一个清晰的、严格得有些严酷的游戏结构。没有它，概念的精准与自身中包含绝对可判定的真理的信心不可能出现，因而形而上学也就不可能出现。 处在开创期的毕达哥拉斯，有着这个草创时期的思想英雄的一切幼稚、天才和超前的敏感。他比谁都更强烈地感到了“数”结构的魔力，因而要在充分展示这个结构的多重和谐、呼应可能的同时证明它能够用来直接触释世界与人生的本质。 为了论证“数是本原”，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万物(这里还可理解为表述万物的语言的意义)与数是“相似”的，而他们用以论证这种相似的最根本理由是结构性的，即认为数中的比率或和谐结构(比如在乐音中)证明万物必与它们相似，以获得存在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这样叙述这一派的观点：“他们又见到了音律［谐音］的变化与比例可由数来计算---因此，他们想到自然间万物似乎莫不可由数范成，数遂为自然间的第一义；他们认为数的要素即万物的要素，而全宇宙也是一数，并应是一个乐调。”[1](985b-986a)这种“以结构上的和谐为真”的看法浸透于这一派人对数的特点和高贵性的理解之中。比如，10对于他们是最完满的数，因为10是前四个正整数之和，而且这四个数构成了名为四元体(tetraktys，四面体)的神圣三角：“{B2N105.BMP}”［注意它的多重对称、相似与谐和］。而且，用这四个数就可以表示三个基本和谐音(4/3,3/2,2/1)和一个双八度和谐音(4/1)。这些和音的比率可以通过击打铁砧的锤子的重量、琴弦的长度、瓶子中水面的高度，甚至是宇宙星球之间的距离表现，但它们的“本质”是数的长率。[3](P90)此外，此组成10的四个基本数或四元体还表现为：1为点，2为线，3为面，4为体；而且是点或1的流动或移动产生了线，线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