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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江苏省和台湾地区为例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与研究 （一）理论追溯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化，从而有效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因此，经济学家们对国际贸易的关注和思考，一开始就不只是局限在贸易本身，而是始终都关心国际贸易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什么作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其理论主要分为三类，即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模型，包含了“对外贸易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最初思想，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 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D·H·罗伯特逊(1949)提出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引发了经济学界的一系列争论，该学说认为，对外贸易不仅能带来直接的如资源配置优化等的静态利益，而且能带来间接的如规模经济等的动态利益，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之后的有关研究主要有R·纳克斯（1961）、大卫·李嘉图1962）、G·M·迈耶 1989）、以及J·S·穆勒1991）等。J·M·凯恩斯1999）以·哈根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理论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P·克鲁格曼2001） 提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针对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P·M·罗默（1986）强调经济增长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 重新论述了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二）研究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学者对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国外最早关于该命题的研究是Kwan, A.C.C and J.A.Cotsomitis（1991），通过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得出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一结论。另外，Liu, X., H. Song and P. Romilly（1997）基于双变量VARD模型通过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Sims and Hsiao检验以及Geweke检验等方法，得出进出口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一结论。Liusong and Homilly基于Geweke检验认为中国进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Jordan Shan and Fiona Sun（1998）通过分析出口、工业产量、能量消耗、劳动力、进口和资本支出等变量发现中国出口贸易额与实际工业产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白雪梅等1999）通过分析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NP两个变量的关系得到中国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总额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董秘刚2000）的实证分析表明：1978—1998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十分显著相关系数平均达到94%以上。刘晓鹏2001）对中国1952年以来GDP与进出口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协整计量分析认为进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不显著。易行健等（2004）、王坤等（2004）以及苏盛安等（2005）采用协整分析技术、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对中国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以及GDP、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贸易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检视。对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其他主要研究还包括许启发等（2002）、包群等（2003）、张立光等（2004）以及汪浩瀚（2005）等。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关注于对中国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如尹翔硕等1997）、李文1997）、杨全发等1998）、赖明勇等1998）、彭福伟1999）、张小济1999）、沈程翔1999）、魏巍贤1999）以及许和连等2001，2002。另一些学GDP增长间关系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曾卫峰2001；李小平等，2004；梁碧波，2004；杨秀琴等，2005）（2004）通过计算1990—2003年期间两岸贸易对台湾GDP成长的贡献百分点与百分比，对两岸贸易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扩张效应做出比较，并进一步运用Grubel-Lloyd指标以及显示性比较利益指标（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对两岸产业内贸易的扩大对于台湾出口额以及台湾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影响力做出了检视。吴忠吉（2004）在从纵向角度对两岸贸易发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岸贸易的商品结构对台湾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和作用。高长（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