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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道德绑架 摘要：近年来，各地频现的“道德绑架”事件，不断冲击人们的视野，道德绑架作为社会发展中的畸形， 不仅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同时也不利于公民道德建设及道德标准的构建。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道德绑架事件却时而发生， 冲击着人们心中的道德观念。本篇文章就是从公共伦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个课题，从生活中提取案例，分析道德绑架这一现象的实质和原因。 关键词：道德绑架；社会舆论 近些年来，道德绑架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道德绑架自道德产生起就一直存在，而在现在网络渗透到人们生活中才被人们广泛地意识到。目前关于道德绑架的描述多体现在媒体的报道以及网民的言论中，道德绑架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我们应当有足够的重视。 一、道德绑架的日常案例 案例一：2013年6月30日，24岁的莫向松带着14名同学跪在成都市武侯区新希望大厦门外，他们手中捧着玫瑰，身上缠着玫瑰，头上戴着玫瑰……写有“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标志牌，道出了此举的目的――希望打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以获得100万元的借款治病。莫向松，成都某职业学院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2011级学生，去年11月被确诊患急性白血病。莫向松表示，目前养父母为给他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治疗了，前段时间有位热心网友建议他找富豪借钱。下跪求借款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多日，舆论哗然。某门户网站的民意调查显示，有接近六成的公众认为：这不是借钱是“要”钱，是道德绑架；有接近三成的公众认为：为活命这一做法可以理解，但用错了方式。换句话说，近九成人认为此举不妥。 事例二： 近年来， 网络舆论干预司法工作的现象时有发生。有司法工作者反映， 网民直觉式的道德判断与高涨的道德义愤， 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舆论压力，已干扰到了他们正常的司法活动，导致他们原本应该基于法律精神的司法活动，严重受制于网民的道德判断与舆论压力， “在干预中，网民的反应过度表现为对事件本身、 当事人缺乏应有的 ‘置入’ 和理解，陷入某种 ‘正义幻觉’ 引导的质疑迷恋， 从而导致 ‘舆论审判’、‘道德绑架’ ……”[1] 。这些司法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工作被道德绑架了。 事例三： 中国男孩洪战辉在一次接受了记者李小萌的专访时谈了自己的烦恼。自从被评为 2005 年感动中国人物后，他先后在全国各地做了近 150 场报告， 而这些报告全部是免费的， 洪战辉说他想过要收出场费，是又不敢收，因为人们觉得作为道德楷模要有自己的道德形象， 而不应该计较经济上的利益。 二、道德绑架的含义 道德绑架由“道德”和“绑架”构成。道德指的是“以善恶评价为形式，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划、行为活动的总和”[2] 。道德的基本特征是以善恶评的价为形式，并依靠软约束力的来维系，从而区别依靠国家强制力来维系的法律。绑架指的是“用强力把人劫走”[3]。绑架的目的是以被绑架者的性命为砝码，通过胁迫被绑架者或其亲属，来达到获取钱财等目的，当胁迫不成时，绑架有可能导致“撕票”，即“绑票的匪徒把掳去的人杀死”[4] 。绑架带有强迫性与要挟性，用“绑架”来修饰道德，意味着这种道德行为带有强迫性和要挟性的双重特点。 “道德绑架”定义为：人们以行善的名义，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键点有三个， 一是“以行善的名义”，以其他名义进行的绑架可以是其他种类的绑架，但不能称为“道德”绑架，因此“以行善的名义”是道德绑架概念区别于其他绑架概念的关键点；二是 “通过舆论压力”，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压力——比如国家强制力、暴力强制、 威逼等——来迫使他人履行一定行为，但这不能称为道德绑架，而毋宁说是道德强迫，因此“通过舆论压力”也是道德绑架概念的关键点；三是 “履行道德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道德绑架要求完成的行为，只能是与道德相关的行为——要么是履行，要么是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而不是其他与道德无关的行为，这也是道德绑架概念的一个关键点。 三、道德绑架的基本结构与特征 道德绑架的结构是指道德绑架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由三部分构成，即道德绑架的主体、道德绑架的对象、道德绑架要求的行为。第一，道德绑架的主体。道德绑架的主体即道德绑架行为中绑架的实施者。它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针对某一救助事件，由陷入困难的个人、众人，以及后来经媒体发动后支持救助行为的公众构成；二是针对某一与道德判断相冲突的行为，由反对该行为的公众及媒体构成。能否成为有效的道德绑架主体，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足以胁迫他人的道德影响力，道德影响力越大就越有可能进行道德绑架。因此能控制、发动社会舆论的媒体、新闻工作者最容易成为道德绑架的主体，道德模范也比一般人容易成为道德绑架的主体。在道德绑架中，媒体的作用是至关紧要的，几乎所有的道德绑架事件都是在媒体的主导下产生，这种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