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浑沌象罔和鸿蒙看庄子的美学思想.docVIP

从浑沌、象罔和鸿蒙看庄子的美学思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 彭锋 1 《庄子·天下》记载有庄子后学对其哲学方法论的总结：“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简要地说，庄子并不是用命题(proposition)直接表达他的思想，而是用各种各样非命题语言间接暗示他的思想。命题往往表达肯定或者否定的内容，但庄子所要说的东西是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的。因此，借用冯友兰的术语来说，无论是用“正的方法”还是用“负的方法”都不能准确显示庄子想要表达的东西。 但这并不意味着庄子的思想就无法表达。事实上，庄子非常充分而生动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只不过他更多地采用了非命题的文学语言。 任何命题语言都是再现性（representative）语言，而诗歌、小说、寓言等文学语言则是呈现性（presentative）语言。不能用再现性语言表达的东西，也许可能用呈现性语言来显示。尽管冯友兰那种“说不是”的“负的方法”也不一定必然显示其所肯定的东西，但是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负的方法”在表达那种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的东西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还是应该得到肯定。 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从寓言故事而不是从命题来阐释庄子美学思想的原因。 2 庄子为什么要说一些“荒唐之言”，原因在于他要说的“道”是既不能用“正的方法”来说“是”也不能用“负的方法”来说“非”的东西。如果非得要说出个是非来，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我们从庄子关于浑沌的寓言故事中可以找到答案。《庄子·应帝王》记载：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里的浑沌可以理解为“道”之比喻，儵忽为“人为”之比喻。 如果从人为的角度来理解道，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僵死的道。寓言的含义似乎不难理解，完全可以将它视为“道可道，非常道”的一种形象说明。 寓言以浑沌之死而结束，多少会给人以沉重之感。但如果想到儵忽本来是出于感恩图报的善良愿望，最终却换来了与善良意志完全相悖的荒诞结果，我们的沉重之感就会愈加沉重了。没有比庄子对人为的警戒和批判更彻底的了。人们一般都习惯于从恶的意志方面来批判人为，但在庄子看来，即使是出于善良意志的人为，其结果同怀有恶的意志的人为一样，也只能得到恶的结果。 对于这则寓言可以做出许多不同的阐释。 为了本文的论述更为集中，需要做出某些必要的限制。现在让我对“人为”的范围加以限制，将它相对地等同于用再现性语言讲哲学的方法；同时也对“道”的范围加以限制，将它相对地等同于哲学所要达到的目标。由此，哲学方法与哲学目的之间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通常的哲学的方法，无论其意志的善恶，无论其技术的高低，都无法最终实现其追求的目标， 因为哲学要追求的道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 而一般的哲学方法除了思议和言说之外将一无所有。 3 用再现性语言不能表现的道，用呈现性语言却可以表达出来。道不能成为哲学思辨的对象，却可以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也许这就是许多人从庄子中看到中国艺术精神的原因吧。比如，徐复观在发掘庄子的艺术精神时曾经说：“说到道，我们便会立刻想到他们所说的一套形上性质的描述。但是究极地说，他们所说的道，若通过思辨去加以展开，以建立由宇宙落向人生的系统，它固然是理论地，形上学的意义；此在老子，即偏重在这一方面。但若通过工夫在现实人生中加以体认，则将发现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地艺术精神；这一直要到庄子而始为显著。” 徐复观这里不仅指出道既可以作为形上学的对象，也可以作为最高的艺术精神，而且指出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的细微区别。徐复观的这些工作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根据上述那个有关浑沌的故事，道是不能用再现性语言直接言说的，由此，道就不能作为形而上的思辨对象，而徐复观笼统地将这两种践行道的方式并列起来就不能令人满意。 尽管老庄没有对哲学的和艺术的方式的优劣做出区分，但从道具有不可言说的性质来看，艺术的方式似乎要比形上学的方式更为优越。形上学的方式，无论是说“是”的“正的方式”还是说“非”的“负的方式”，都是在用命题语言再现道，因此总是与道相隔有距。艺术的方式不说道是，也不说道非，不对道的存在下判断，而是“以可感觉者表现不可感觉者”。 《庄子·天地》中讲了一个寓言，其中可以看出不可见闻言说的道仍然有机会得到表现：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