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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比较文学的一个内在矛盾，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具有“国际性”视野，而且，它以“世界文学”为自己的最终目标。然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比较文学研究都是从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的，这就决定了比较文学研究当中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模式、价值取向和具体目的等诸多方面。所以，比较文学总带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种立场。二者有一定的统一性，因为双方不可分离，而且在日益发展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民族的文学与外族的文学也相互渗透交融。但是，在国际性文学交流发展不平衡，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仍存在严重障碍的今天，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显得十分突出，这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最深刻的危机所在。，比较文学的这种内在矛盾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里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是以表面一致的假象出现的。西方文化，处于当今世界文化的优势地位，西方学者往往持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本位立场。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最大危机在于缺乏跨文化的概括力和解释力，由此而发展起来的西方比较文学主要是扩张型的，所谓“世界文学”的理想正体现了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就决定了西方比较文学的基本方向和目的，即在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和文学对话中，阐释性地审视各国、各民族的文学，以丰富和调整自己的文学理论，使之具有全人类性。这种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便已开始酝酿，而经济扩张与普遍人性论则是其最根本的物质与观念基础。，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这种文化本位倾向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谁也无法超越其生存的界线。但它给比较文学带来了某些困难。歌德当年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于欧洲范围，而今天的西方学者也未从根本上突破这种限制。在此范围内的比较文学研究虽也受到各国民族主义立场的某些局限，但由于西方国家的文学共同享有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又共同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14]再加上地域上的临近，使得西方文学在价值观念、表现对象与表现方式、研究方法乃至概念范畴等方面有着相当程度上的相通之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之外，西方比较文学中所谓的“世界文学”、“国际性视野”、全人类共同的“文学本质”或“统一经验”就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总的说，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学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曲解或误解。，比较文学研究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则常常直接表现为冲突的形式。中国的文化属于东方的第三世界文化。一方面，它与西方第一世界文化分属两大文化系统；另一方面，与第一世界文化相比，它在许多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虽也对西方有一定影响，但以强大物质力量的基础的第一世界文化却占居着积极主动的地位，其影响的广度、深度和强度都远远超过中国文化。可以说，这种文化交流与对话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冲突，是不平衡的。F·杰姆逊曾指出：，这些文化在许多显着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15]，在当代中国的许多文化领域都存在着。，中国一方面必须对外开放，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有益的东西，以发展自身；同时，也需要把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介绍给世界，使之成为世界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得到确认。否则，“闭关锁国”，保持“国粹”，只会招致文化的停滞不前。另一方面，由于本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的文化处于不平衡状态，纷纷涌来的西方文化潜藏着改变或淹没本民族文化特色和优秀传统的危险，这是任何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民族所不能容许的。一方面必须积极主动地介入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一方面又必须抗拒本民族文化被外族（主要是西方）文化同化的威胁，这就是中国文化要展所面临的一个矛盾境遇。，中国的比较文学处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立场的矛盾冲突之中。它之所以是民族主义的，是因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学，使之具有本民族文学的传统特色和时代精神。它之所以是世界主义的，是因为发展本民族的文学必须吸收外来文学的有益成果，必须使它具备跨文化的品格，成为世界文学中的有机成分。而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也决定了这种研究必须面向世界，寻求一种跨文化的文学理论。这两个方面有相互促进的一致性，但由于世界文化发展不均衡，这两个方面又时常是矛盾对立的。这种矛盾对立又以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表现得最为突出。中西文化的巨大地域差（分属两大文化系统）和时间差（分处不同发展阶段）给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沟通与对话的困难，使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种立场很难协调。于是，中国的比较文学一直处于研究方向和方法上的摇摆之中。执着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要求绝对保持民族文学的“原汁原汤”，不容许对它有丝毫的转化。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