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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问题及其中国语境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合法性问题及其中国语境 三 中共“十五大”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法制建设”阶段进入了“依法治国”阶段。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既因为法治国家本身的价值而具有合理性，从合法性问题的角度看，也因为它是重建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而显得极为关键。 “依法治国”或者“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其理由首先在于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rule by law）到法治(rule of law)是现代社会公认为具有合理性的必然走向。即便是在统治的象征性精神资源是宗教的国家，现在也不得不至少在形式上乃至一定程度内还在实质上保持法治和宪政民主体系，“伊斯兰革命”以后的伊朗即是一例。 对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而言，更重要的是，“法治社会”的目标实际上还意味着为前述政府已难于解决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一个替代的解决方案，它所试图取代的那种实质合法性的方案已难以当此重任。问题是，法理合法性是否是解决合法性问题的更好的方案？如果是，那么求助于法理合法性是否能彻底解决政府合法性的问题？ 如前所述，法理合法性在现代社会业已成为最强势的合法性形式。法理合法性的强势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为它自己提供了“合法性”。而且，这种强势对于中国这样的较晚引入法理合法性的国家意味着可由此而节省法理合法性的证明成本，和比假设不存在这种强势的情况下更高的接受效率。 进而言之，对于解决合法性问题而言，法理合法性比之于实质性合法性确实有着重大的优势。首先，如果它能够成功地将实质性问题转化为程序问题或者技术问题，或者，如果它仅仅是能成功地让人们相信它已经将实质性问题转化为程序问题或技术问题，它甚至可能近乎“取消”合法性问题。因为一旦人们相信无论自己是成功抑或失败，政府都未做出实质性的干预，则所有可能出现的针对政府的怀疑将会被程序或技术问题化大为小，甚至还不单纯是化大为小，而是从根本上转化问题的性质，从而使合法性追问不可能达到它本应指向的目标--政府，而是转而追问自己的能力。[23]这种情况也表明，法理合法性是一种高效率的合法性形式。 法理合法性的引入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它能提供解决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问题的较好方案，而集体认同又与政府的合法性极为相关。现代社会中的集体认同所遇到的问题是，组成较大的群体的亚群体和个人的自我理解往往不尽相同，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各不相同的自我理解甚至会日益分化而至于南辕北辙。这势必使得在不同的亚群体和个人间找到共通的东西更为困难，从而更不易于形成集体认同。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的问题上，文化和种族同质性往往被作为集体认同的根据，但事实上尽管种族和文化上的同质性曾为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统一事业提供基础，它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集体认同的基础面临着难于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若一国由多民族组成且不同民族间历史文化传统存在极大差异，则种族和文化的同质性本身的基础就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民族与历史文化传统都相同的群体和个人间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自我理解的分化（例如中国大陆与台湾的长期隔离），以致为集体认同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使种族和文化的同质性不存在问题，并且在此前提下也不存在亚群体和个人的自我理解的分化的问题（在现代社会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还应该看到，由于各种权利理论和争取权利的运动的影响，现代社会中民族国家的最重要功能被普遍认为应该是确保其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种族和文化的同质性本身在这一问题上并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因此，在现代社会，“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和确保公民权利的任务这两方面，决定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种族方面各不相同的亚共同体之间的‘公分母’，又是该民族国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的意志的体现。” [24]在此基础上，社会成员由宪法而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分，承担起公民身分也就意味着把民族或文化身分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归属感，是其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分的表现，即所谓 “宪法爱国主义”。[25] 现代中国的集体认同问题既涉及到民族问题，也关乎国家统一以及国家统一以后的国家认同问题。现有的解决民族问题以及国家统一问题的方案，在集体认同方面所依赖的资源主要是民族主义以及历史文化的概念。但如前所述，所谓民族及历史文化作为集体认同的基础的地位受到民族及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同一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亚群体及个人的自我理解分化的事实，以及国家的任务应是确保公民权利的理念的双重冲击，因此在现实中它们的实际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主权这一概念的影响力。问题是，对于国家的集体认同问题而言，主权这一概念难以具备成为独立的理论基础的资格。从独立地作为集体认同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