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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文,历史.doc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论文,历史...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笔记》“《三国志》”部分有一则札记说:
三国时,魏既屡兴大狱,吴孙皓之残刑以逞,所诛名臣,如贺邵、王蕃、楼玄等尤多。少帝之诛诸葛恪、滕胤,皆逆臣专制,又当别论。惟大帝号称贤主,而太子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
这便指出了孙权借废立太子之名,对大臣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令人震惊。确实,汉魏之际,不少统治者都曾因立嗣而引起政争,有的还相当严重,如袁绍、刘表和曹操等,其中尤以曹丕、曹植兄弟之争最为著名,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不过,人们对孙权立嗣问题却知之甚少,以笔者所见,尚无专文论之。以此之故,本人不揣浅陋,就孙权立嗣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冲突和斗争略作考论,不当之处,恳请教正。
一、太子孙登“常有欲让之心”: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
在古代家天下的历史状况下,继嗣问题往往直接关乎某一王朝的兴衰,因此倍受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儒家便根据商、周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整套的继嗣理论,其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春秋公羊传》便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资子贵。”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统治者因爱立嗣,从而引发纷争。一般说来,统治者在嫡子继承的原则下,应尽可能早的确立继嗣人选,以避免其他子嗣的非份之想,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子争嗣和群臣分化。应该说,这一理论在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尽管历代统治者虽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却因种种原因做出有违先圣教诲的事,从而引发统治的危机,这其中不乏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英明的帝王。孙权的情况也颇为相似,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末评曰: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至覆国, 未必不由此也。
在同书《妃嫔传》末陈寿又评曰:
《易》称“正家而天下定。”《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诚哉,是言也!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由是论之,惟以道义为心、平一为主者,然后克免斯累邪!
在这里,陈寿指出孙权统治后期“嫡庶不分,闺庭错乱”,以及由此造成的“殃流后嗣”的严重危害。验诸史实,陈寿所论确不为虚。
应该指出,孙权早年是很有作为的割据统治者。在立嗣问题上,当初他也比较清醒。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和《吴主五子传》,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霸、五子奋、六子休、少子亮。然诸子皆非一母所生,为同父异母兄弟。孙权又长期未正式立后,故诸子无严格意义上的嫡庶之别,而只有长幼之分。黄初二年(221),孙权为吴王时,即立长子登为王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太子的培养,精选师傅和宾友。《孙登传》便称“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其中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号为“四友”,谢景、范慎、刁玄和羊衟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从这份名单看,东宫僚属皆为孙吴侨、旧士族第二代人物中的精英之士;孙权又先后以名儒程秉和征崇为师傅 ,又一度令江东世族代表陆逊“领宫辅留事”,辅佐孙登。在他们的熏陶下,孙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人之表现与从政之态度颇具儒者气质。根据大量事实,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孙登是一位极佳的继嗣人选。陈寿在其传末便评曰:“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 验之史实,这些评价皆恰如其份,并非誉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孙登并未能登大位,赤乌四年(241)年仅33 岁的孙登病卒,这对孙吴政权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不过,仔细检索史实,我们似乎又觉得孙登之早死,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有迹象表明,孙登死前,其继嗣地位已不太稳固。《三国志》本传注引《吴书》载:“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孙和传》则载和“少以母王氏有宠见爱”,注引《吴书》则说:“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权尤爱幸,常在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权之爱和显然有过于登,故登死前上疏便明确表示:“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 初见这几条记载着实令人惊讶:如果孙登不死,他很有可能被废黜。难怪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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