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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清代货币研究历程与成就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论文 我的清代货币研究历程与成就 编者按 研究古钱币在中国已经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但是把钱币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宣传来研究则是近二十年的事。近二十年来，钱币学研究借鉴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甚至应用了化学、物理学等科学分析的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钱币学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钱币学也是这样。版别研究的方法是钱币学独有的方法，但是在版别繁杂的宋钱和清钱的研究方面，对于版别所代表的确凿含意、版别划分的标准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德国学者布威纳先生毕生研究清代钱币，他整理了大量的清代钱币实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大量清代档案中的钱局铸钱报告，获得了大量的可靠的一手资料，他提出了清代钱币版别代表不同年份的观点，并据此排出了一个清代钱币年表。无论布威纳先生的结论是否完全正确，是否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他的研究方法是值得重视和借鉴的。为此我们编译了布威纳先生的这篇文章，把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介绍给钱币学界的同仁们，以期对钱币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有所推动。 钱币是反映一个国家历史上经济状况的一面非常好的镜子。对于中国尤其如此。我一直致力于中国清代铸币研究，想知道为什么每一代皇帝的每一个钱局铸造的铜钱是如此不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版别。不难猜测不同版别的铜钱可能是不同年份铸造的。但是要证明这点，并且按照年份来排列这些铜钱是相当困难的，我很快就发现为什么没有人尝试这样做了。一位慷慨的香港商人的资助奠定了我个人收藏的基础。此人从印度尼西亚进口了一批金属废料，并为其中的钱币额外附费。他允许我从这7吨总共约200万枚的钱币中挑选我所需要的。从宋代开始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钱币就陆续来到南洋地区当零钱使用，并且在印度尼西亚一直流通到20世纪40年代。幸运的是没有多少海外华人对特殊的中国钱币感兴趣，也就不会去收藏，所以一些比较罕见的品种仍然包括在这7吨钱币中。 在取得一些最初的成功之后，我想将清朝的钱币排列在一个完整的帝国谱系之中。但是很快我就碰到了三个棘手的问题：1．在这些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大量中国钱币中，很少有咸丰钱，而且也没有其他人的收藏可供我研究那些缺失的钱币种类。2．在这些钱币中几乎没有新疆钱和西藏钱。3．乾隆朝的60年中，云南的9个钱局，北京7钱局，只田一个钱局标志。 于是我决定出版我的到雍正朝为止的研究成果，书名为《1735年前的清钱》①。我努力获知每一件可能与钱币是怎样被实际铸造出来有关的事。对任何清钱，只有在我自己能估算清楚之后我才会稍感满意。这本书是多年以前出版的，但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了一个错误的解释和漏掉了少许种类。 接下来，我开始收集所有能得到的与钱币、货币制度、铸造和钱局有关的书籍文献，包括史料，当时的旅行者所写的见闻，中国和西方钱币的目录。毫不惊奇的，最有用的著作是《清朝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是一个“官方”的历史，严格删除令官方不悦的信息。基本上，该书记录了一些明显的事实，象某一个钱局何年开何年关。偶尔它也记录某一个钱局一年的铸钱串数。书中所有的解释引自奏折，但是罕有提及具体哪个奏折被批准或实际上被执行。 我很快意识到自我研究清钱以来，从文献中得到的每一点资料，只是叙述了什么是应该发生的。文献上提供的一个钱局的开铸日期，仅仅意味着钱局被命令铸造钱币，而不是它实际执行铸造钱币的任务，所有钱局的铸钱数字只是它们应该铸造的数量，而不是它们实际铸造的数量。除了努力将那些散乱的信息编织成一幅连贯的图景，没有其它选择。 为了写作我的第二本书《清钱，从1736到1911》，我首先不得不找到那些缺失的铜钱。过去的数年里，无论何时何地我尽可能找到我缺失的清钱种类并都买了下来。终于，我购得了几乎所有的咸丰大钱，和相对比较珍贵的同治和光绪钱。几年前，一些新疆钱进入了市场，也满足了我的研究需要。 我对那些零散信息的细节掌握越多，就越感到受挫。我复印了所有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的相关部分，这些档案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②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它们非常之混乱，因为它们是如此之互相矛盾。奏折中皇帝的批语“知道了”应该如何解释?奏折是执行了还是没执行?那种状况是非常令人不满意的，是与我所知道的中国官僚政治的图景不相符合的，那些小心翼翼的记录员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关于任何一个钱局的单独报告，或是户部对它在首都的四个钱局的帐目?我向每一个知名的清史研究者请教，如哈佛的费尔班克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戴逸教授，等等。在中国的官方档案馆中，我没有得到比富有同情心的看门人更有意义的东西。而且，中国的清钱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