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路上（上）.docVIP

上学路上（上） 　　躺在这漆黑老屋的床上时，已近晚上十点。 　　电灯开关的细弱胶线，别在床头的一只蚊帐钩上。灯关了，但我仍能判断出这间屋里，每一个方位的每一件物品。 　　地不平，一如田陌山径里，风一过处会扬尘的那种泥土地。床前一米开外的地方，直至墙角，一坡已吐了不少艾绿色粒粒幼芽的土豆。往右，五袋白底蓝字包装的化肥。房门左侧，我床脚的床头外，一只椭圆大木桶里，屯满玉米。 　　为了让我安放行李，孟申凯老师的妻子取来一顶大号的簸箕，担在半尺高的一只木脚盆上，算是“桌子”了。 　　屋与屋之间隔墙的上方，是相通的。屋外，山泉水冲刷着一沟巨石。如大雨滂沱，又幻似有猪，哒哒哒通夜吸食。 　　屋里，隔壁，那夜，六十四岁的这位山村代课老师孟申凯，可能也醒着。 　　四川东部的达州境内，万源市曹家乡田坝村，从他的这个家，到他受聘代课的另一个村庄，水鼓坝村的村小，约莫四五十里地，老先生是在担心我的脚力。这些年来，几乎每一个有课的周一的清晨，他五点起床，然后，步行四五个小时，九点前赶到村小，为他的学生们上课，每个周五的下午，孩子们放学之后，他又沿路返回。而那个下午，老人在距他家最近的公路旁来接我，要涉一条河，河床几十米宽，河上的桥――一把接一把的梯子，架在乱石上，那“桥”，我是半蹲着身子移步过去的。 　　黄昏时，孟申凯的领导，曹家乡中心校的校长也来了。孟老师给出了两个建议：一是租车，经万源的白沙镇，走重庆的“城口”绕道进村;二是以摩托车代步，走他走了十几年的那条路。校长以征询的目光看着我。 　　明白他们的心思，我婉言谢绝了。一个老人，于每一个清寂无人的清晨，风雨无阻，寒来暑往，这一条路，他一走十一个春秋，而我，又岂有理由娇纵。我要随老先生一同步行去那个村庄，如他很寻常的一次去上班，去执教，去见那里等待着他的五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和七名学前班的村童。 　　一 老先生 　　四川万源枕于秦巴山脉（秦岭和大巴山）之上。海拔最高处2400多米。万源以东，大巴山的腹心地带，有一山，名花萼山。花萼山约三分之二土地上，栖息散落着一个乡，曹家乡。特殊的地理环境给花萼山，也给这个仿佛在天一隅的山乡带来了特殊的冠冕：高寒贫困乡、“物种避难所”、具有代表性的北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等。当然，也带来眼前的这位老先生，和先生膝下的十二名学童。 　　最终，由校长定下一个得当方案：雇一辆摩托车运送我的行李;再雇一辆面包车，送我和孟老师一程。面包车可抵达曹家乡的老乡政府前，也就是说，我和孟申凯老师可节省约一半脚程。 　　有了汽车，孟老师决定晚走一点。 　　五点，我的闹铃响起来。 　　头一晚为我和客人们而备的一大桌菜，老先生的妻子一碗碗地在厨房加热，然后端到堂屋，神龛前的那张低矮的小餐桌上。 　　快六点时，驮运行李的摩托车师傅和送我们的面包车司机来了。孟老师的妻子往丈夫的双肩包里装东西，豆腐、鸡蛋、土豆等，那是学生娃一周“营养午餐”的食材。每人每日，国家给每位小学生补贴四元，学前班的学童，每人自付两元。午餐由老师代做。 　　已是三月出头，山里的清晨，仍冷得让人手足无措。从头到脚，我武装起来。 　　我们是差不多七点十分，和面包车作别的。 　　站在山道上的垭口，面包车一颠一踬地艰难调头，一旁的孟老师把沉甸甸的背包往身后一挎，像个沧桑的背包客。他的右边，山路下，沟壑嶙峋。前面，一车宽一点的泥土公路的远方，那些坚硬的顽石与峰峦，以及四下里的整个大山，还未完全醒来。 　　有些偏瘦的孟老师从前无福走这样的路。他用手横着指给我看，从前他走对面的峻岭里，走那如今已看不见的一条条小道。 　　同一个方向，去水鼓坝村，也去孟申凯老师第一次去执教的那座村庄，郭家坪村。 　　1971年，二十岁的孟申凯第一次走对面那大山，只十几里地，一个单边，年轻他，走了近两个小时。 　　那时这位民办教师要去的地方，没有学校，当然村子里也没有读书识字的人。村里的一位耄耋老人邓育清，腾出一间堂屋，郭家坪村小，就这样开学了。 　　村子里，一二十个人，同读一年级。一师一校。学生中，最小的七岁，最大的十一岁。 　　那时那座村庄通往外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食盐、布匹、煤油等一应生活用品，都靠马驮。 　　村庄通往外界有两条路，一条奇险;另一条，摔死过人。三十岁的复员军人周怀元，那年从“陡梯子”处过，一失足，这个年轻人，再没能站起来。 　　朗朗书声，仿佛给这个美丽山村赋予了某种祥和。许多山里人都觉着，村庄里，一夜间仿佛多了妩媚。 　　一经被山里人称作“老师”，这个“成人高中”毕业生，也再无心回头。 　　三年后，他被派到另一个村庄去创建另一所村小。大沙坪村村小。 　　民办教师那时的工资收入分两个部分，乡中心校每月发13元，队里发10元。队里的这10元，只能用于在队里购买全年的口粮，约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