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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对立下的心灵重塑 　　摘 要：在严歌苓《少女小渔》和《金陵十三钗》这两部作品中，都存在着活得不尽如人意的却又无法改变的角色，但固化的角色并不能阻挡心灵的蜕变。两部作品中的人性之变分别在开放与封闭两种环境下发生，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部小说中两类人的心灵变化，来探寻开放与封闭两种不同的环境对人性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二元对立 重塑 延伸 聚变 开放与封闭 　　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扮演“主角儿”的人总比扮演“次角儿”的人多出几分优越。在严歌苓善用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来彰显“主角儿”和“次角儿”不平等地位的情况下，高尚与卑微、羡慕与鄙夷就昭然若揭。在她的多部小说中，往往会出现两类人：一类是被主流意识形态供奉着、受人羡慕的主角，另一类则是被不可左右的现实糟蹋着的次角。对于次角而言，由来已久的糟蹋和歧视并不能阻挡其内心的重塑，长期的不甘会催生心灵的改变……在小说《少女小渔》和《金陵十三钗》中可以找到身份地位对比鲜明的两类女性群体。 　　一、纯善的延伸 　　《少女小渔》开篇中从性格和打扮上描述了两类女性的截然不同的特点。一群是“粗拙、凶悍，平底鞋，一身短打，并且复杂的过盛的体臭胀人脑子”的女工；另一群则是穿高跟鞋、长袜子的写字楼小姐。写字楼小姐的浓妆下掩饰不住容貌的衰落，可是她们脸上仍旧透露着一丝矜持。这种矜持是显示她们与女工不同的显著标志。女工即使穿着很少束缚的家常宽松衣也不会透露出几分女性的含羞，在菜市场上还操着一口连男人都替她们感到害臊的话来讨价还价。女工多想有一天去做写字楼小姐，穿高跟鞋、小窄裙，化面目全非的妆。把两类女人的生活状态拉近对比，写字楼小姐无疑成了小说文本世界的主角，女工自然而然地沦为次角。活着是一种复杂的多层面状态，物质的满足是活得有人样的第一步，像女人一样活着则是女性精神层次上的追求。由于缺乏女性的矜持和柔美，女工只是性别意义上的女性，并非男性眼中真正的女性。因为在人格精神上缺了一块，女工愿意抛弃生活上的一切便利，渴望像写字楼小姐一样存活着。 　　小渔属于女工的角色行列，经济上比不得其他女工，小渔却不凶悍，反而带了东方女性的柔美，因此她在男朋友江伟眼里是美的。这种东方女性的柔美是小渔与生俱来的，不可割舍地随她来到了西方。在出国之前，小渔是那种善良得出奇的、心眼好脑筋少的女人。她似乎考虑别人比自己多，因为同情一个快死的病人把贞洁给了他。她不以恶意揣度别人，谁请她跳舞，她都不会拒绝。男人把她贴近她就近，把她推远她就远，小渔笑得一样毫无想法。 　　小渔的生存困境是和洋老头假结婚在短期内拿到绿卡，谁都知道这是一场龌龊的丑剧。这看似令人窒息的闹剧仅是移居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华人在海外受着心照不宣的歧视，他们被视为异族和落后文明的攀附者。绿卡只意味着在居住权上的认可接纳，文化上的认可华人则不知道用何种姿态去追寻。 　　在这种不尴不尬的存活状态下，小渔依旧保持着那份国内带来的向善向美的情感。从婚礼进行的那一刻开始，在小渔的心底就触发了“小渔式”的同情。小渔对老头卖力地扮演新郎，并不觉得恶心，反倒读出他对做一回真新郎的渴望。看着老人和情妇瑞塔堕落的享乐，小渔默默地祝福和迁就老头与瑞塔末日式的爱情。小渔纯粹的善唤醒了老头的良知，让他改掉了生活上、人格上的鄙陋。鄙陋的灵魂能被善唤醒，以善化解歧视就显得可行。 　　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歧视下，小渔心灵的变化不是前后对比式的，而是延伸式的。她的善良就像水一样澄清，用与世人不一样的眼光理解老人，祝福他、帮助他；也像水一样包容，无论遭受怎样的歧视和屈辱都以善溶解生活中的杂质。 　　二、人性的聚变 　　美好、单纯、懵懂的那群女孩子是南京威尔逊教堂的女学生；另一群是秦淮河花船上的窑姐，她们的故事比古老的南京城还要古老。若不是1937年的那场战争，这两类女人可能永远不会相聚在同一屋檐下。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仇视是易结不易解的，这样一场相遇让双方的神经急速上升到一个异常敏感的状态。在下九流的妓女面前，女孩的纯洁、高贵感从未如此强烈地从内心触发了；窑姐们也被时刻提醒着她们的下贱。无论是像玉墨一样妥当拿捏自身的行为举止，还是像红菱一样用轻佻粗俗的语言与女学生对骂，无非都是为了维护被践踏得极其脆弱的尊严。 　　在自己的眼里，她们是生不如人、死不如鬼，没人疼、没人爱，打了白挨打，糟蹋了白糟蹋的人。在女学生眼里她们是自甘堕落、厚颜无耻、卖弄风骚发掘男性弱点的烂冬瓜。在满口人生而平等的英格曼教父眼里她们是不够纯、次一等的生命，不值得教堂和上帝守护。像玉墨一样貌似淑女、知书达理的女子，因为偏见的存在，高雅不俗也带上几分装的意味。不管以怎样的姿态求生，歧视和偏见并不会因此而不同，作贱是她们一生的角色。这是一种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缺乏怜悯的偏见，似乎她们生来是娼妓，没有任何原因和过程使然。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