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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性”视角解读译作中的翻译活动 　　摘 要：翻译研究中，“历史性”概念的引入为某些翻译活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本文简单梳理了翻译“历史性”理论的发展，对《福尔摩斯探案―驼背人》的1896年和1981年的比较特殊的两个译本进行社会背景的比照和语言、文体、文化阐释等的动态解析。透过“历史”的视角结合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分析与描写，对翻译活动的解释是可能的；关注译作的“历史性”使得翻译批评更趋于合理。 　　关键词：翻译；历史性；翻译活动；解释；侦探小说 　　作者简介：张菁（1979-），女，上海市人，汉族，讲师，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3 　　一、绪论 　　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不断发展、日益深化，人们对于翻译活动的看法也从单一趋向多元与多维。虽然汇聚各派理论，可以得出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研究翻译最终必然要聚焦到文本、即原作与译作的比较与分析上。由此，围绕原作与译作又生出各种疑惑、各种争论：比如“译作对原作的忠实性问题”，“怎样才算‘忠实’”、“如何衡量‘忠实’”；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又出现了“如译作是原作的再现，是否其价值就不如原作了呢”、“复译现象是否表明原译没有完美忠实地再现原作的风采”……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研究者，对此形成的思考和解答也是形形色色、各方各面的，这也体现了理论上去芜取精的进化过程。其中“历史性”这个哲学概念的引入，对以上困顿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拨开了一些迷雾，“因为这个概念可以使我们放弃许多绝对化的观念而对翻译史上的各种现象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许钧等，2004：82）。因此，本文拟从翻译“历史性”的角度，用《福尔摩斯探案―驼背人》的部分最初中文译本（张坤德译，于1896年刊于《时务报》）与1981年群众人民出版社李家云的译文及原作，从社会时代背景和文体、语言等进行比较分析，窥探历史的演变对翻译的影响。在追寻译作历史踪迹的过程中，探究“历史性”和翻译文化、社会理论的关系，对翻译批评的影响，即其为翻译活动解释的合理性。 　　二、历史的观点： 社会时代背景的宏观对照 　　本文选取英国柯南?道尔著《福尔摩斯探案》的两个译本一为张坤德译，于1896年发表于《时务报》上的《记伛者复仇记》（今译《驼背人》），是首次译介给中国读者的一篇外国侦探小说；另一译本是1981年群众人民出版社李家云的译作，中间时隔八十余年。1981年的译本广受好评，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当时，两篇译作都掀起了侦探小说翻译的热潮，这与它们的社会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本节从文本外和文本内分析两篇译作所处的历史环境，描述宏观的时代需求和读者口味。 　　首先，从1896年译本之外的背景体系分析。众所周知，当时正值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封建制度逐步没落、瓦解，而新的制度在摸索、尝试中找寻出路。文化意识形态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处于“新陈代谢”的交替期。文学，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折射先锋，也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彼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旧的文学体系遭受着巨大的冲击，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那么新的“血液”、“细胞”从何而来、如何去更替衰弱的旧体系呢？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通过翻译传入中国，满足了这种变革时期引进新文体、修辞等的特殊需要。同时也掀起了近代自然科学翻译、社会科学翻译之后的文学翻译热潮。在文学翻译的热潮中，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也顺水推舟、大量涌入。侦探小说，是西方通俗文学的一种体裁，在中国却未曾有过，可谓一个“新”字；但是小说的特征与中国传统的侠义公案小说又有相似之处，为中国读者的接受提供了“前理解”的基础。套用Even- Zohar （1978）的多元系统理论来解释：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填补了中国的本土文学体系中的一个“真空”（vacuum）。这种“填补”是适时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三、推动的发展：文体、语言、文化阐释的微观分析 　　人类的历史存在是不断发展的。若用“历史性”来解释翻译活动，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译作，除了宏观上静态地描写时代的背景是不够。揭示历史视角下的译作变化，需要演示具体的动态发展。霍恩比（1988：8）认为“文本不能被看作是静止的语言标本，而本质上应作为读者的译者对原作者意图的理解的表达，译者继而为另一种文化中的读者在创造这个言语整体。这个动态的过程解释了为什么文学作品的翻译需时时更新，为什么没有十全十美的翻译。”译者自己有时也会意识到这个动态的过程。林纾（1907：172）在其《歇洛克奇案开场》序中这样自述过“余曾译《神枢鬼藏录》一书，亦言包探者，顾书名不直著“包探”二字，特借用元微之《南阳郡王碑》‘遂贯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