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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悄悄住了500天 　　听到门框格格作响时我正在睡梦中。我迅速睁开双眼，立马从桌子下面睡觉的地方坐起来。完了！有人这么早就来上班？我隔着办公桌向外望，生怕被别人看到。早晨的太阳穿过办公室前门的随手涂鸦照射进来，倾斜在我面前迷宫般的桌子上。看不到一个人，我松了一口气。可能只是妄想症，或许不是――是一阵风吹动了前门，松散的门框像小矮人一样短促而刺耳地叫着。同样的声音以前我就听过，听到无数次，但一直不习惯。 　　生活在10平方英尺的工作站，有一点妄想症大有帮助。我站起来，对着天空伸展四肢，像融化冷冻保存的类人生物，脖子弯曲，背部僵硬。我弯腰收起空气床垫。时钟指向早晨6：45。在正常情况下我仍旧睡着，但目前的状况很不正常。 　　这周早些时候，我悄悄搬到了办公室。这个月我把自己位于威尼斯海滩的公寓租出去，把衣物和珍贵物品打包成几件行李，开始在办公桌后定居，小心使用众人视线之外的每一平方厘米来存放我的物品。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被同事发现在办公桌边穿着三角裤，而且是在早晨6点钟。相信对于住在此地的我来说，当时的最佳反应绝对是非常尴尬。这种事我不会跟别人说。每天早上我整齐地收拾好个人物品，把空调调低到72F（约合22.2℃）――他们离开后整夜都是这个温度，对我来说太低了。我离开去晨练、淋浴，同时保持清洁和身形，并确保我并不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有时我甚至让自己迟到，指责糟糕的洛杉矶交通。只为了合群。虽然搬到办公室住前期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但与每月付房租相比，简直是小菜一碟。 　　穷困落寞 　　搬到洛杉矶已两年，和许多洛杉矶人一样，我破产了。我放宽了租房要求，找了一间距离单位20分钟车程的单身公寓，把私人物品塞进一家250平方英尺、美其名曰”经济公寓“的地方，而我的积蓄像点燃的香烟一样在日光中消失。我把旅行和写作的梦想束之高阁，以便换来一个稳定的居住环境，当时我以为自己可以忍受。 　　2012年夏天，这些梦想给噩梦让路了。我打两份工，每周工作60小时来确保能付房租，几乎没时间放松。然后灾难出现了。公司薪水和奖金被冻结，我的身份证被盗。那年初由于外科手术，我欠医院一大笔钱。助学贷款和车贷要还，房租每年肯定会达到洛杉矶法律规定的最高涨幅，我开始想：我的美国梦到底怎么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牺牲的了。没有钱，我只有两个选择：放弃创造性工作的梦想或者花更多的时间来工作。这两条路的前途都很暗淡，直到我想起来还有一张倒扣的王牌。 　　几个月之前，为了深夜赶工，我路过一间办公室，附近所有地方都关门了，商业广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一个地图上不存在的空白点，从白天的喧闹中剥离出来。那段时间，新闻上充斥着大量美国国会议员把他们的华盛顿办公室当做住所的故事。他们把那些被忽视的宜居空间完美地转化成工薪白领的瓦尔登酒店。我想过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但在必须这样做之前，那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打着呵欠醒来的不可能性消失了。就算是牺牲又如何？醒来就感到涌动的肾上腺素固然不是很理想，但要好过躺在床上就知道你的时间已被拍卖给一种你一开始就根本不想要的状态。 　　我绝不是一个重视金钱胜过时间的人。成长在墨西哥海湾附近小镇，生活更多与社区而非利益相关。我父母强调成就，但也支持休闲。我妹妹和我被督促着，各门功课都得是A，才能获得年度公路旅行假期，前往不同地区――佛罗尼达州美丽的沃尔顿堡海滩、弗吉尼亚州的历史名城威廉斯堡、或者缅因州淳朴的班格尔。我们的金钱似乎比其他家庭延伸得更远。当妹妹成为一个律师时，我慢慢进入艺术领域，把时髦学校的研究生学位放到一边，追求表演和写作，一周工作40个小时来支付账单。 　　我不是普通的无家可归之人。对大多数人来说，我看起来像典型的中产阶级职场新人――外表清秀、善于辞令、穿着考究、清洁卫生。但现在普通的无家可归者又是什么样呢？在“无家可归”和“中产阶级”之间，一度宽阔的鸿沟已缩减得仅剩一条断层线，在此之上，许多人发现自己位于飘忽不定的边界上，只要有一点坏消息，就会失去一切。 　　把家变成办公室 　　住在办公室是解决房价过高困局的独特办法，但还有选择。许多工作的人正在不同程度运用极简主义，在飙升的生活成本和停滞不前的工资之间寻找平衡。从住在车里的饥饿艺术家到搬进小房间的中产阶级，从住在垃圾箱里的大学教授到变成大众“汽车动物”的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员，在社会经济等级的各个阶层，美国人对“家”的定义都在改变。 　　对新极简主义中产阶级来说，家的传统定义并不总是那么友好。牛津字典用各种方式来定义这一术语，第四条罗列的描述或许是最进步的：最常见的繁衍之地，或起源于此。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家的本质是我们的生存基础。相对于“无家可归”，我更愿意使用“随遇而安”一词，既崇尚选择权，又不会削弱没有这种选择的人们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