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的孤独和恋爱.docVIP

在厦门的孤独和恋爱 　　给我一条光 　　一直以来，鲁迅都是许广平的烛光，照耀着她内心里的黑暗。即便是鲁迅觉得自己的思想里也染黑了，但依然有明晰的目光，可以指点许广平“走人生的长路”。 　　然而1926年11月15日这天，鲁迅却突然迷惑起来，找不到出路，并写信给许广平说：“为我悲哀的大约只有两个，我的母亲和一个朋友（这里指许广平）。所以我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须熬。末一条则太险，也无把握（于生活）。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 　　许广平于1925年3月11日给鲁迅写第一封信，当时鲁迅正在给许广平们讲日本厨川白村著的《苦闷的象征》一书。于是，许广平在信里就问询：“先生，可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的不苦？先生，你能否不像章锡琛先生在《妇女杂志》中答话的那样模糊，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 　　当然，以后类似的要求鲁迅先生给她送去“一条光”的事情还有很多。 　　然而这一次，反过来了，恋爱让一个男人智商变低了，对世事的判断多了一层犹豫不决，这些都是真的。 　　鲁迅的这封信是因为收到了11月7日许广平给他的信件，在信里，许广平汇报了自己的英雄事迹，乃是在学校里继续做害群之马是也；还领了工资，仿佛有所增加；还有就是许广平想到汕头去工作，借以离鲁迅更近一些。自然，也还有关心又温暖的话：“你以前实在太傻，就不知道个人娱乐，一天劳精耗神于为少爷们当差，现时知道觉悟，这是你的好处。” 　　鲁迅在信里回复了这一点：“我先前为北京的少爷们当差，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一些人办了一种月刊，叫做《波艇》，每月要做些文章。也还是上文所说，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还是帮的意思。” 　　此时的鲁迅已经收到了中山大学的聘书，聘书写清楚了待遇，每月二百八十元。聘期没有年限。“但我的行止如何，一时也还不易决定，此地空气恶劣，当然不愿久居，然而到广州也有不合的几点。一，我对于行政方面，素不留心，治校恐非所长。二，听说政府将移武昌，则熟人必多离粤，我独以‘外江佬’留在校内，大约未必有味；而况三，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与在厦门何异。所以究竟如何，当看情形再定了，好在开学当在明年三月初，很有考量的余地。” 　　自己行程的不能确定，甚至对于今后生活的迷惘，都被许广平看在了眼里。他一眼就看出了鲁迅的左右为难，甚至也看出了鲁迅的那句“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是向她的一种试探，大概想说，实在不行了，我便是为了你，什么事情都可以抛弃之类的誓言。 　　在《两地书》中，鲁迅先生的誓言是比较多的，譬如不喝酒了，上课时目不斜视等等。 　　然而这一次却非像以往那样，荡漾着暧昧的幸福感，这次是涉及北京的朱安，涉及他和许广平下半生的长路。所以，他一下子迷茫了，渴望许广平能帮他决断一下，给他一条光。 　　许广平正是看清了鲁迅的心思，在回信时单刀直入鲁迅的犹豫不决，她写道：“来信之末说到三种路，在寻‘一条光’，我自己还是世人，离不掉环境，教我何从说起。但倘到必要时，我算是一个陌生人，假使从旁发一通批评，那我就要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的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苦苦过活’，就是你防御打击的手段，然而这第一法，就是目下在厦门也已经耐不住了。第二法是在北京试行了好几年的傻事，现在当然可以不提。只有第三法还是疑问，‘为生存和报复起见，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这一层你也知道危险，于生活无把握，而且又是老脾气，生怕对不起人。总之，第二法是不顾生活，专戕自身，不必说了，第一第三俱想生活，一是先谋后享，三是且谋且享。一知苦，三觉其危。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我的话是那么率直，不知道说得太过分了没有？因为你问起来，我只好照我所想到的说出去，还愿你从长计议才好。” 　　在这段里，许广平反复所提及的“遗产”，自然是指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女士，许广平的话非常尖锐，这源自她对鲁迅的某种期待，从1925年3月通信开始，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到现在为止，已经快两年了，然而，鲁迅除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