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女性：阿里斯托芬“妇女剧”中女性的突围.docVIP

在场的女性：阿里斯托芬“妇女剧”中女性的突围 　　摘 要：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剧”中塑造了与传统文本相隔甚远的女性形象：她们虽仍具社会伦理性身份，但其话语与行动、思想与爱欲却无不清楚地勾勒出女性对男性世界的规训和塑造的叛离。这种叛离，建立在日常生活复杂的面相之上，是女性基于自身经验的绽开。这些真正在场的女性，表明了女性在压抑当中艰难的突围。 　　关键词：阿里斯托芬 “妇女剧” 女性 在场 突围 　　在阿里斯托芬现存的十一部喜剧中，有三部以女性为题，分别是《吕西斯特拉特》《地母节妇女》和《公民大会妇女》①，虽然在传统对阿里斯托芬戏剧的分类中，这三者分属不同类型②，但其中都关涉由女性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古典学界用“妇女剧”来统称这三个剧目，表明在性别问题日益显明的现代，对女性形象独立性的关注。阿里斯托芬的三部“妇女剧”，其女性形象的塑造与传统文本相隔甚远，从中可以依稀辨认出女性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生命状态，揭示了男性社会中女性的在场和突围。 　　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是：仅靠男性完全无法支撑起一个完整的世界，不管是现实还是文本的世界，女性必然也存身其间。但在这男女共存的世界中，女性从来只作为对象而存在着。《荷马史诗》中的海伦与佩涅诺普，一个是爱欲的俘虏，一个是忠贞的节妇，她们看似不同，但究其根本也不过是男性自我确证而争夺的标的而已。同样，在希腊悲剧中，虽有对女性处境的关切，比如索福克勒斯的传世名作《安提戈涅》，尤其欧里庇得斯现存的十八个剧目中就有十一个以女性命名，但在这些文本的世界中，女性的存在方式往往较为单一：她们囿于社会伦理中的传统角色，是母亲、妻子、女儿和姐妹；一旦越出这样的家庭伦理性存生状态，就会被归结为疯癫与野蛮。而阿里斯托芬“妇女剧”中的女性，远比以上角色都要复杂，她们虽也具有社会伦理性身份，但她们的话语与行动、思想与爱欲却无不清楚地勾勒出女性对这种规定和局限的出离。这些出离与叛逆，本身又建立在日常生活复杂的面相之上，是女性基于自身生命状态的绽开。女性的在场，是并非仅仅只有生命的活着，而是在生命肌体的持存状态中，辨认出自己的女性身份，并成为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主体。 　　一、日常生活中的女性意识的凸显 　　日常生活这一概念，按阿格尼丝赫勒的理解，指的是“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是“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人类条件，在历史的变动中其总体结构相对不变。赫勒认为，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规范性特征，并凝结为符号系统去提供对人类的日用常行和日常实践的解释。{3}从这个意义上讲，赫勒的日常生活强调的是对个体的约束控制，与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相关。然而，日常生活在哲学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自身正当性的理解，意味着差异、经验和生活本身同样具备深刻的意义。因此，在日常生活的集体与个体、规范与差异、传统与经验的张力中，真实性得到了确认。具体说来，女性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网络结构中，也就生活在传统对她们的规定和塑造当中。这种规定和塑造是通过具体的情景性生活介入女性生活的，就使她们能够从规定与塑造的话语规范与切身的经验的纠缠中意识到自身的女性身份，同时产生对这一性别化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和领悟。从个人的直接环境这一基本寓所出发，传统习俗、天然情感、个人经验、姐妹情谊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既是女性全体的又是具体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性别意识。因此，这里的女性意识，并不单单是女性主义者一般所理解的，女性对于男性的性别压迫意识以及对男权社会挑战和摧毁的意识，是更为具体的，依赖于个体经验、动机和起因的千差万别，也更为复杂与微妙。阿里斯托芬“女性剧”中的女性展现的正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具体的情境之中、在与男性的交往当中对性别差异的发现、对女性身份的认识，并由此产生的叩问与思考。 　　《地母节妇女》以欧里庇得斯为参照系，辩证地谈及女性的本性与真实问题。文本的语境有两个：一是以欧里庇得斯悲剧为代表的对于女性的权威表达和日常言谈。雅典悲剧作为一种神圣的宗教文体，在城邦公共教化方面具有相当的权威。欧里庇得斯大量以女性为名的悲剧，使女性的爱欲、疯狂、野蛮深入人心。在这种规约式的话语中，女性自会以自身为基点来思考：我是男性所谈及的那类人么？文本的第二个语境是女性因为宗教身份而获得的暂时独立空间。地母节，作为只允许女性参加的宗教节日，带来了大量女性的自然集聚，女性在这种相似性的交往中，自然会产生性别意义上的排他性。她们会讨论：为什么男性这样谈论我们？我们的真实情况是如此吗？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我们能怎么办？女性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一种鲜活的女性意识。同样，《吕西斯特拉特》中不伦不类的性罢工，也是在战争这一特殊的现实语境之中女性的思考和选择。在传统的观念中，战争让女人走开，但女性从自身的经验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