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委写作组的日子.docVIP

在市委写作组的日子 　　大概在“复旦”中文系分为评论、创作两个专业后不久，我被上面“相中”，为市委写作组效力。为什么全年级八十多号人，独独看中我，内情当时无人告知，迄今也无从追问。我猜想，可能是他们认为我“政治条件好”，是党员;“家庭出身好”，是贫农;又是货真价实的高三毕业生，写作基础也好。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舆论阵地，与北京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南呼北应，同是江青一伙控制的写作班子。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掀起阵阵恶浪，是恐怖年代的政治毒瘤，已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在四十多年前，上海市委写作组是文化专制主义掌控的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打手，规定、指导全市所有的文化、教育、宣传机构的导向，胡作非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先是写评论文章。1972年九、十月间，市委写作组成员刘某、林某，以及W老师、《虹南作战史》作者陈某与我，几个人到市委写作组写评论文章。一到那边，写作组的肖某就布置任务：通过评论当时出版的《虹南作战史》、《金光大道》、《江畔朝阳》等几部长篇小说，写出“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确立所谓“文艺创作必须为路线斗争服务”、“生活必须服从路线斗争”等观点。 　　接受任务后，先读上面几部长篇小说。读后大家感觉比较一致，认为《金光大道》无论主题和艺术技巧都比《虹南作战史》好。肖某知道我们的看法后，多次跑来阐述他的观点：“《虹南作战史》比《金光大道》好，更加突出路线斗争。”肖某是工人作家出身，又是写作组成员，我们当然得听他的。在“文革”时代，文艺创作不过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工具，艺术技巧完全不重要。其实，根本用不到我们读小说，只要按照肖某预定的观点写就是了。我们却还像真的一样，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可见一斑。文章写好后，肖某看后觉得不行，又找我们谈，更系统地兜售他那一套“生活必须服从路线斗争”的“文艺理论”。我私下以为肖某的“文艺理论”有问题，觉得生活是客观的、真实的，不能任意解释和剪裁。 　　市委写作组在康平路。这条路靠近徐家汇，从“复旦”过去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写作组的头是朱某，原来是“复旦”历史系的一个中层干部。可能在为姚文元炮制《评海瑞罢官》一类阴谋黑文中出了力，受“四人帮”的青睐，成了市委写作组的头。其人块头大，不苟言笑，挟威自重，官步不慢不紧，让人一见生畏。康平路的写作组设在一栋洋房里，地方不算大，但难得见到这位总管。夜里十点钟左右吃夜宵，偶尔看见总管排队在我们前面。他端着食品转身，W老师立刻满脸堆笑，眼镜后面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哈着腰，亲热地叫：“老朱。”老朱不搭话，点点头，表示已听见下属的问候，依然一脸严肃。我跟着老师后面，自然用不到凑上去献笑脸。再说，一个区区工农兵学员，也轮不上问候领导。自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年末，时断时续，我在市委写作组一年多时间，很少见到朱总管的面，即使偶尔见到，也裹足不前，不会献媚。对长官或权威人物敬而远之，是我生来就具的品性，直到现在依然故我。 　　我在写作组最主要的任务是参加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剧本以反映地质队寻找地下水为题材，讴歌为祖国建设而贡献青春的先进人物。写作组专门搞了一个创作班子，写这样一个剧本，意图是以“样板戏”为榜样，拍一部有影响的电影，彰显“革命文艺路线”的成果。1972年2月，现代京剧《海港》演出本发表，同时发表大幅剧照、评论文章。同年三月，现代京剧《龙江颂》的剧本及剧照发表。九月，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演出本在《红旗》杂志发表。江青把持的文学艺术领域集中展示“样板戏”的“伟大成果”。市委写作组组织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班子，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1972年12月初，《珍泉》创作组正式开始活动。一共四个人，市委写作组成员刘某、W老师、水文地质大队政工组干部吴某、我。原计划先去安徽等地采访，因吴某要参加水文地质大队的党委扩大会议，抽不出身，改变计划去上海郊县金山“深入生活”。我们一行三人乘郊县的长途汽车，往金山张堰镇。那时天气似乎比现在冷，寒风扫过田野，满目皆是凋零肃杀的景象。张堰镇很小，只有一条街，稀稀落落的几爿店铺，一家肉店的柜台上摊着几片鲜红色的猪肉。水文地质大队的工地就在镇附近。八九天时间里，开了七八场座谈会。 　　晚上，住在地质队的宿舍里。那是一排很简陋的房子，每间四张床铺。已经是冬天了，床上还挂着蚊帐。夜里很冷，须盖两条棉被。最不方便的是夜里出来小便，厕所较远，大家都是就近解决。趿着鞋子，跑到宿舍前面的空地上，下身冷得直发抖。摸到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十天后，我们由金山返回市区。 　　十二月下旬，我们一行四人出发去安徽。水文地质队配给一辆吉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