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中的艰难突围.docVIP

悖论中的艰难突围 　　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进，到90年代女性作家创作的自觉，中国的女性文学经历了一个由探索发展到成绩斐然的过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作家们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寻找到了满意的答案。恰恰相反，随着多元化的21世纪的到来，她们在探索求证的过程中充满了困惑和摇摆，对女性解放的探索陷入了矛盾和困顿中。面对如此艰难的女性写作之路，广西籍女作家杨映川在女性写作的道路上仍不断地追寻和突破，以其独特的写作姿态寻找女性生存的密码。杨映川是极具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关注女性的情感生活和现实命运，她将自身独到深刻的生命体验融入人物故事中，表达对女性命运和人性深度的关注。2014年杨映川出版了新作《淑女学堂：像个男人一样去奋斗》，小说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在两性情感中展现女性自我奋斗的生命史。杨映川在新作中从性别文化的角度，揭示出一种深刻的两性生存悖论，这种悖论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显得尤为突出。 　　一、性别价值悖论 　　在传统社会性别文化中，女性的性别价值大多在家庭内部体现出来，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是她们毕生的使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现代女性已然意识到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才是男女平等的基础，然而，自五四时期倡导女性解放以来，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依然无法改变女性性别群体的弱势地位。现代女性在男性中心主义主宰的天空下，身心解放的路仍旧漫长而遥远。女作家们始终未停止对女性问题的探讨――在男权文化体制中，女人要怎么活？ 　　杨映川的小说《淑女学堂》穿插着各色女性人物的故事与命运，全方位展示了女性众生相，这些女性人物活在男人的世界里，或爱，或怨，或恨，充满着复杂的情感。小说描写了艺术院校毕业的宋紫童和龙婷婷所经历的情感纠葛，同时也写出了以覃亚敏为代表的“女人帮”和谢语创办的淑女学堂两个阵营的女人之间的斗争。“女人帮”的姐妹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有的担负着家庭与工作的双重重任，有的专心做家庭主妇照顾丈夫和孩子。这些女性身上体现的是传统社会文化对女性性别价值的认定。一方面坚守着传统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又成为“小三”“二奶”的受害者，她们集结在一起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安慰取暖，共同对付负心男人和情敌。作为家庭主妇的覃亚敏遭遇丈夫的背叛，不得不求助于“女人帮”。在“女人帮”姐妹们的开导下，覃亚敏开始关注自己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事业，能够坦然地面对丈夫的背叛，女性自我主体得以确立。杨映川在此倡导的是一种自立自强的女性价值观，呼唤长久以来埋没在家庭中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强调女性要为自己活，而不是为男人活。 　　早在19世纪末，中国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创设时，就以打造贤妻良母式的家庭主妇为目的，遵循着传统的社会文化语境对女性角色的设定。小说中的“淑女学堂”开设琴棋书画、家庭理财、家庭教育等课程，目的是培养具有传统气质的淑女形象，这是商业包装下传统女性规范的回流。用“女人帮”的话说是将女人推到一个最卑微的境地，教会女性依附家庭，取悦丈夫，而女性自我的发展并没有放在主要地位。男权文化秩序的规约影响了女性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的塑造，使淑女学堂培养的女性成为男人的审美对象，这是对女性内心深处一种更为有力的无形束缚。 　　淑女学堂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悖论，一方面入会淑女学堂的女人们期望自己被打造成更具女性特征的女性气质，这是女性性别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淑女学堂又把男性中心主义标准内化为自己的目标，打造的女性气质都是以男性审美标准为中心的，目的是吸引男人，又体现为女性性别认同危机。女主人公宋紫童报名淑女学堂就是想去除出身贫民的自卑感，为了讨好苏璜，学习烘焙，学习琴棋书画，志在打造出自己的优雅气质。然而在具有先天优雅气质的苏璜母亲面前一败涂地，可见“淑女”不是后天习得，而是先天的内在气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中的“淑女学堂”培养出来的是被父权制意识形态所驯化的女性气质与女性角色，意在强调女性要赢得男性就要以被动依附和服从奉献为核心，这无疑形成并强化了女性作为附庸的客体处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女性自我主体的成长。 　　对于女性性别价值的重新确认，杨映川在小说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原本充分女性化才是女性的本性，但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要么让自己成为男性心目中的女性，要么就像个男人一样去奋斗以获得自立自强。她们无法在现有的社会性别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回归家庭面临着被男人抛弃的危险，在社会上打拼只能像个男人一样奋斗。“女性作家在意识到了人的孤独、必须自己面对自己承当生存的现实之后，丢掉了一切依附于他人的幻想，从而发出了‘我是谁’和‘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价值追问。这种精神气质，展现了女性极为鲜活真实的生存状态及生命本能与现存文化之间的交融与矛盾，是人性完善和人的价值全面实现的理想追求。”① 　　二、两性欲望悖论 　　《淑女学堂》集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