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也是一种正能量.docVIP

悲剧也是一种正能量 　　当代文坛还需不需要悲剧？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们提倡写光明面、主旋律、正能量，这毫无疑问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排斥悲剧。悲剧是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枝花，是用沉思与泪水浇灌培育出的一枝独特的艺术之花。当代中国没有理由拒绝悲剧。 　　1925年，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即真善美的东西被毁灭了，于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让人重新认识被毁灭的东西的价值，并对“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被毁灭，被何人所毁灭进行追问，从而激发人们去消除毁灭“有价值的东西”的根源。这是悲剧的正能量。 　　悲剧的本质是人性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性的压抑史与解放史。人类对生存、发展、自由的渴望与这种权利的被压抑、被剥夺，就造成了“历史的必然性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悲剧中包括着极其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与极其深刻的人性内涵。纵观世界文学的历史，对世人产生过震撼力量且能穿越时空代代相传的，大多是悲剧作品。 　　悲剧作品具有严峻性。它直面了现实的残酷，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生，使我们在“盛世”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有醒世、警世之效。 　　悲剧作品具有崇高性。它褒扬了在恶劣环境中一些人对真善美的忠诚与坚守，同时也抨击、鞭挞了一些人间败类的人格丑恶与卑鄙，净化了人的心灵，升华了人的精神。 　　悲剧作品具有深刻性。它既反思历史也反思人自身。它不仅是给人以眼泪的哀哭，而且是给人以思想、智慧和力量的悲壮之歌。 　　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中悲剧的创作，绕不开王安忆。 　　王安忆提出过“应该写大悲剧”的主张。我读王安忆，也时时能感到她对人类的悲悯和她作品的悲凉。 　　王安忆给我们讲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其中，以圆满喜乐结局的较少，而以孤独、沉沦、离散、死亡等为终结者居多。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的很多作品都附丽着一种浓重的悲凉之色。 　　王安忆早期的创作（如“雯雯系列”）中，有橙黄色的爱情之梦（《雨，沙沙沙》），有“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的对未来的希冀（《本次列车终点》），有靠自己的奋斗，“苦学、苦练、苦用功”改变命运的青年（《命运》《黄河故道人》），有不断努力，不屈不挠，在“最贫瘠的土地上奋力昂起头”的“野菊花”（《运河边上》），有曾是资本家阔太太的欧阳瑞丽，“文革”后觉得不能完完全全恢复旧的生活，而要“重新开始生活的幸福”（《流逝》），等等。她努力“挖掘生活的诗意”，作品呈现一派蓬勃向上的气象。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她的笔触逐渐从个人的天地深入到历史的深处、人性的深处、生命的深处，她的思想和作品的调子起了变化。 　　从美国回来之后创作的《小鲍庄》，仁义化身的少年捞渣之死喻示了仁义之乡的彻底崩溃；《69届初中生》《流水三十章》写的是出生于50年代的青少年一代在非常年代里成长的艰难、青春的消耗、人性的蜕变，令人叹惋；《逐鹿中街》中两败俱伤的情感战争，《悲恸之地》中进城农民的坠楼身亡，《弟兄们》中三个女友的情谊由热烈到熄灭，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乌托邦诗篇》叙说热情的丧失；《歌星日本来》预告了浪漫主义时代的结束；《叔叔的故事》写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人由自我放纵到逐渐沉落的过程；《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表现家族的历史，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最后，“我对这个家族所有的严密推理却变成了一场空”，作品充满孤独感、飘泊感、迷茫感；《长恨歌》中的上海名媛王琦瑶历经坎坷，最后惨死于长脚手下，让人唏嘘；《忧伤的年代》《隐居的年代》《启蒙的年代》写的是“乱世中长大”的一代，主要是对自我的回顾和对“文革”的反思――“文革”违背了正常的社会原则，摧毁了基本的社会秩序，给青年一代造成的思想创痛是终生难忘的。 　　写于1986-1988年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是体现王安忆的悲剧意识最集中的几部作品。 　　《荒山之恋》写的是两对夫妻情感破裂又重新组合的婚变故事。最后，“拉大提琴的他”与“金谷巷的女孩儿”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二人不能结合而走上荒山，双双殉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杂树林里，二胡哭似地唱”，那是为他与她最终葬身无花无果、杂草丛生的花果山而唱的一曲曲挽歌。 　　《小城之恋》写的是处于性蒙昧状态的两个年轻演员，从少年到青年在身体、精神与情感的多重扭曲中痛苦挣扎的历史。作品中多次出现的苍凉的水客号子最后沉寂了，那是同他和她从纵欲到灭欲的过程相呼应着的。 　　《锦绣谷之恋》中，女编辑与男作家在庐山相遇、相知、相爱，做了一次浪漫的梦，而梦醒之后，她又要回到山下的那个现实世界。她和丈夫“苟且偷生，得过且过”，他们“既没有重建的勇敢与精神，也没有弃下它走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