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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叔叔于禄 　　 走出站口，对面钟楼上的大钟刚好“当当当”敲了三下，我稍微顿了顿，便随着人流涌向前面的小广场。这是张城吗？车站灰扑扑的，广场上走来走去的人灰扑扑的，两边慢腾腾移动的三轮车也是灰扑扑的，慢腾腾却又嗓门奇大，“突突突”、“突突突”，一叫屁股后便腾起一团黑烟。一切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我不自觉地摇了摇头。 　　 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脸面，怎么还到处是这种车？我上学的罗镇，街上跑的也都是这种车，连三岁的小屁孩都知道叫“三老爷”。我想打问一下去延安街秀才巷怎么走，又不敢停下来，不时有一张陌生的脸凑过来，操着土得掉渣的本地话招呼我：哎，兄弟坐车吗？优惠点。我知道这种老爷车很便宜，却不敢贸然跟他们走。第一次出远门，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心里自然有一些戒备，但总也躲不开这些人，躲开这个，又给那个拉住了。我觉得拉我的手都粗糙有力，像村里人挑东西用的那种木杈子。 　　 “不坐不坐。”我对他们说。 　　 不管对方怎么软磨硬缠，我始终不肯停步，坚决地摇头，并不假思索地用普通话回答他们。从踏上火车的那刻起，我就讲起了普通话，我想用这种通行于城市间的语言给自己撑撑面子，壮壮胆。当然，我讲得磕磕绊绊的，很吃力，就好像不是用自己的舌头说。我觉得这种话还是很管用的，至少把我和那些背着蛇皮袋的民工区别开来了。 　　 我不敢停下来问路，只能在人群的缝隙里穿来穿去。后来，我蓦地记起了一个名字，于禄。他是我的叔叔，就在这个城市做生意。 　　 于禄叔叔离开我们村已经十几年了，一直没回来过，连清明上坟也不肯回。听说他是跟我父亲于福闹翻了才离开的，他嫌我父亲多占了爷爷留下的一孔窑洞，临走时气哼哼地说，从此我们各走各的路，一刀两断。每次说起这件事，我父亲总是唉声叹气的，说你那个倔驴叔叔错解我了，错解了。我对于禄叔叔没一点印象，对他们之间的恩怨也很茫然，我想我和叔叔即便在张城的街头相遇，肯定也认不出他来了。听父亲说，于禄叔叔这几年混得不错，楼房小车都有了，我们村几个在张城做工的还就数他过得好。春节前，我父亲从工地上回来，把于禄叔叔的手机号给了我，说是好不容易才打问来的，你得牢牢记住。我父亲说，这辈子你叔叔怕是不会理我了，你是他亲侄子，打断骨头连着筋，将来有了事，他肯定会认你的。 　　 广场南侧有座书报亭，玻璃上写着出租电话的字样，我想不如给于禄打个电话吧，便朝着那边快步走去。到了亭前，我跟里面的黄头发女人说了一声，便开始拨电话，连着拨了几次，电话里始终是一个冷冰冰的声音：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我心里有些沮丧，但还是掏出一块钱递过去，黄头发女人摆了摆手，意思是不通不要钱的。我说了声谢谢，转身要走，忽然想起该跟她打问一下路。 　　 “请问延安街秀才巷怎么走？”我操着普通话问。 　　 “延安街，秀才巷？”黄头发女人说，“外地的吧，要不先买本杂志，买了我告诉你路。” 　　 我心里很反感，但还是低下头，把目光落在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上，看到有一本《小说月报》，随即抽出来翻了一下目录，竟然有我要见的那个人的小说，便说这本我要了。黄头发女人脸上立刻有了笑，又拿起一本杂志，说这本也是小说，挺好看的，一并买下吧。我皱了皱眉头，但还是接过来翻了翻，很快又放下了。对方见我没有买的意思，脸又绷紧了，收了钱，说你去延安街的什么巷？我重复了一遍。 　　 “你顺着这条街一直往下走，”黄头发女人说，“走到第四个岗楼，往北一拐，就是延安街。秀才巷嘛，我没听说过。” 　　 我有些失望：“那你听说过王往老师吗？” 　　 “王往？是个教书的？在几中？” 　　 “他是个作家，不教书。” 　　 “作家？”黄头发女人摇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现在谁还有时间看小说呀，我不认识他。” 　　 “他很著名，”我打开那本杂志，“就是这个人。” 　　 “没听说过，”黄头发女人又摇摇头，“你去问别人吧。” 　　 我又要说什么，一看她那脸色，就闭了嘴巴，顺着这条街往下走，边走边打问，可人们要么不理睬我，要么就说不知道。有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倒是热心，可他说自己在张城住了大半辈子，不要说秀才巷了，就是延安街也闻所未闻。老头感慨地说，今天拆这条街，明天拆那条巷，拆来拆去的，谁知道呀。不过你说的这个作家，我好像听说过。我一下提起了兴致，这么说您看过他的小说？老头摆摆手，没看过，我是听我儿子说的。我说，那您儿子写小说？老头眼睁得多大，写啥小说嘛年轻人，小说能当饭吃？我儿子嘛，他在电视台当记者。我笑了笑，谢过老头，接着往前走，可越往前走，我心里越没底。 　　 “兄弟，”忽然有人从我身后冒出来，“你去延安街？” 　　 我不由地扭过头来，“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延安街？” 　　 “兄弟，你和卖书那女人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这人满脸是笑，“走吧，我带你去。” 　　 我不由一怔，长这么大，还没有一个大人叫过我兄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