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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镇化，土地到底够不够？ 　　众所周知，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我们的人口基数实在太大，可谓僧多粥少，各种资源只要一人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就显得相对匮乏。这当中最严峻的就是耕地资源，国家制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已近在咫尺。由于未来城镇化中的“造城”还要不可避免地大量占用土地，我们必须准确判断自己的土地资源到底够还是不够。这是推进城镇化的前提条件。 　　城镇不是“空中楼阁”，它的发展必然要占用土地。大家通常认为城镇扩张将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甚至是大量和急剧减少。我国城镇化的实践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耕地未必会减少，甚至，越是在城镇化高速发展期，耕地反而越会显著增加，出现了和我国截然相反的现象。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土地是中国城镇化的 　　“阿喀琉斯之踵” 　　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作为一个拥有13.68亿人的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堪称重如山、大如天。自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供求一直处于紧张平衡状态。何谓“紧张平衡”？就是我们国内的粮食生产基本自给自足，但并不宽裕，另外某些种类的粮食产品如大豆等大量依靠进口。2014年，中国大豆进口7140万吨，占到国内总供给量的80%以上。在现有农业技术条件下，只有土里可以长出庄稼来，足够数量的耕地是粮食安全的首位因素，要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首先保障耕地面积。中国人均耕地1.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已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以下。经过对人口、粮食生产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测算，国家提出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 　　长期以来，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出现了耕地面积直线下降的局面，引发了人们对城镇化占用耕地的严重忧虑。在大家的传统观念中，城镇化和耕地面积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城镇化发展得越快，占用的耕地就越多。这源于人们对城镇化的直观感受：随着城镇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张延伸，城镇外围大量的耕地被征用，其中多数都是优质良田。这一场景几乎在每一个城镇上演，强烈的视觉刺激使公众神经变得敏感而脆弱。同时，这种依据肉眼观察而得的感性认识，也得到了宏观数据的有力支持。1998年，中国有耕地19.45亿亩，此后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耕地面积呈直线下降趋势，至2012年减少为18.24亿亩。十四年间，城镇化率提高了19个百分点，相应地，耕地面积减少了1.21亿亩。如果按照这一速度，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时，耕地面积将减少为17.8亿亩，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更遑论在此之后的城镇化发展了。 　　耕地存量只有18.24亿亩，红线是18亿亩，距离红线仅咫尺之遥，这就出现了耕地红线和城镇化之间的尖锐矛盾。城镇化发展必然是要占地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不许城镇空间扩张，还谈得上什么城镇化呢？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味着不仅允许农民工在城镇务工，还要让他们在城镇获得一个相对体面的居住条件，而要居住就等同于要增加2.6亿人口的居住用地，这必然不是个小数目，然而，地从何来呢？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与我国截然相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城镇化中耕地占用这样一个重大题目，适当参考国际经验是有必要的。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要做到正确地参考国际经验也并不容易。首先，参考的对象不能搞错了，我们不能参考加拿大、俄罗斯这些人口密度和我们差异很大的国家，人家“有地可以任性”，我们却不能。最好是参考土地资源同样紧缺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人均耕地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人地关系比我们还要紧张，而且文化背景也和我们更为接近。其次，参考的阶段也不能搞错了。我们应当更加着重参考它们的过去，即它们城市化发展最快的中期阶段，如日本1970年以前、韩国1990年以前。在它们完成城市化、加入“富人俱乐部”之后，由于生存压力减轻、生活要求提高，土地利用方式和目标出现多元化，对我们的借鉴意义相对就降低了。 　　在对日本和韩国经验的考察中，发现了与我国截然相反的现象： 　　第一，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日本和韩国的耕地并非是直线下降，而是表现出“倒U形”规律，即先增加后减少，且“倒U形”的右端点高于左端点，也就是说城镇化过程中耕地总体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的。如韩国耕地面积1960年为203万公顷，1970年达到极大值230万公顷，之后开始下降，到1988年为214万公顷，此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8%，基本完成城市化过程，而耕地数量仍然高于1960年城市化起点时的水平。日本尽管由于“二战”的影响使其出现一个波折，但就整个城市化期间来说，基本规律与韩国是相同的。 　　第二，城市化高峰期耕地面积与城市化率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日本1950年至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