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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出版史梳理 　　【摘要】传统的“文化殖民史观”认为，西方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侵略行为。但客观而言，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例如文学翻译、科技书籍翻译和其他形态的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美国传教士在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担当了桥梁和媒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出版的快速发展。研究当时美国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对今天的跨文化交流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晚清；美国传教士；出版翻译活动；跨文化交流 　　【作者单位】黄慧，邵阳学院外语系。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化活动可以追溯到明朝末期，但与清朝时候相比，由于明朝政府执行闭关锁国政策，西方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规模较小，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有限。19世纪末的晚清，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西学东渐的高潮[1]，促进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的繁荣既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政治、文化与科技的发展。 　　美国人在晚清西方传教士中唱起了主角。由于政治原因，新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教士在我国的出版译介活动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及外语界才有所涉及，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迄今为止，对此建树最多的当属顾长声，他的代表作《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是国内全面研究传教士问题最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此后，他又撰写了《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马礼逊评传》等著作，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在晚清社会进行的一系列出版译介活动。顾长声受“文化殖民史观”的影响，认为传教士在我国的出版译介活动更多的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而开展的。但客观看来，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例如文学翻译、科技书籍翻译和其他形态的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就客观地评论了美国传教士在对晚清社会文化进行侵略的同时也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与晚清社会相比，现在的中西文化交流显示了很多新的特征，但研究当时美国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对今天跨文化交流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晚清美国传教士的出版与翻译活动 　　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的出版翻译工作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萌芽时期（1834―1860年），鼎盛时期（1860―1890年）和衰败时期（1890―1911年）。 　　1.萌芽时期（1834―1860年） 　　萌芽时期始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它是晚清广州外侨组织的文化传播组织兼出版社，编辑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并向中国人推介国外先进的自然科学及社会文化[2]。虽然会长为英商马地臣，但担任其中英文秘书的裨治文在该协会的运作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裨治文是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他和马礼逊共同创办了《中国丛报月刊》，主要向西方介绍有关中国的知识。如他把中国的《孝经》译为英文。“感觉中国人并非智慧不足，而是长久的蔽塞，造成对外面世界缺乏了解。”裨治文对晚清“睁眼看世界”的早期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大名鼎鼎的林则徐都读过裨治文的中文作品，并乐于同裨治文结交，经常与其探讨国外地理和历史知识。早期美国传教士代表人物除裨治文外还有雅裨理，他是新教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之一，同样对促进双边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萌芽时期美国传教士在华的出版翻译活动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分不开，由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门户，中国各地设立了不少通商口岸，美国传教士也因此扩大了队伍。另外一方面，少数有远见的地主知识分子要求向西方探求改变现状的真理，也促进了这一时期传教士跨文化传播的兴起。 　　2.鼎盛时期（1860―189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半殖民地程度的加剧，洋务运动的兴起以及帝国主义“再疆域化”的需要，促成了美国传教士出版翻译活动的高潮。这一时期最大的特征就是中国出版西学书刊的官方机构被英、美新教传教士操纵。此外，无论是出版的规模还是翻译的质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为中国本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翻译人才。再者，翻译领域出现多样化和学科性。主要的翻译机构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负责的京师同文馆及英美传教士共同管理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而后期成立的广学会则是当时最大的出版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p李佳白等皆为重要成员，他们编译和发行的《万国公报》等刊物加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这一时期翻译涉及的自然科学内容主要以物理?p数学、地质学和医学为主。丁韪良1886年的译著《格致小引》以及1889年出版的《格物入门》把西方的近代物理和数学研究成果系统地引进了中国，受到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除了强调经世致用且偏实践的科技书刊，很多综合性强、侧重科技理论的著作也被推介到中国。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