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与《切文古尔》的复杂性.docVIP

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与《切文古尔》的复杂性 　　摘 要：《切文古尔》作为俄罗斯著名作家普拉东诺夫的讽刺三部曲（另外两部是《基坑》和《初生海》）之一，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特征。作品的悲剧性与喜剧性，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抒情与讽刺的交织，作品中体现出的复杂性是与作者的身世背景与创作背景分不开的，本文拟探讨作者的创作世界，揭示作品的复杂性。 　　关键词：悲剧性 喜剧性 乌托邦 反乌托邦 　　第一节：作者的另一种背景和“另一种感情”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1899―1951）出身于一个机车修配厂钳工的家庭，是一个贫困家庭的长子，从小他就承担着家庭的重担。1914年就开始工作，当过火车司机的助手、管道工厂的铸造工、机车修理厂工人。“我受尽生活的折磨，因为生活一下子把我从一个小孩变成了成年人，夺走了青年。革命前我是个孩子，革命后已经没时间做青年，没时间享受成长，不得不马上紧皱眉头，极力挣扎……”――后来普拉东诺夫自述道。十月革命为他打开了求学的大门。1918年他考入了铁路技校（电气技术部）。在这一时期，他参加了沃龙斯基的文学生活：经常去共产主义记者联盟参加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化的讨论；给共产主义杂志和报纸投稿，以大量的诗歌、文章、演讲呐喊着革命，布留索夫曾注意到他出版的诗集《蔚蓝色的深处》（1922），并表示希望“年轻的无产阶级诗人的美好前景，在将来定会得到圆满的实现”。普拉东诺夫早期曾这样说：“我们将找寻真理，在真理中才有幸福”；“现在人类的广大群众都想得到真理，我整个身心都向往真理”――这些是革命年代普拉东诺夫早期文章中富有激情的思想（《无产阶级诗歌》《无产阶级的文化》），可见当时的作家是怀着无比真诚的浪漫主义热情的。20世纪20年代作者曾任州土壤改良和农业电气化技师，顿河流域勘测和水电设备安装总工程师。40年代作为《红星报》的特派记者参加过卫国战争。这些经历对于普拉东诺夫认识生活、了解社会有很大的帮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作为“正常的革命者”的普拉东诺夫“深信所有的口号”，然而，没有那些文章，没有那些思想倾向，没有那些对历史的盲目无知，他也不成其为《切文古尔》的作者。正如作品中借一名司机的口说出的话，“革命――就是冒险！要是成不了事，咱们就将土地翻它个个儿，留下粘土，让狗崽子们啃去，谁叫咱工人没交上好运！”① 在革命中，什么都会发生，什么都是合理的，人们怀着满腔热情冒这个险，希望能挣得更好的生活，老百姓的愿望简简单单，普拉东诺夫理解他们，同情他们。 　　普拉东诺夫描写的自传性的主人公都是他熟悉的劳动者而且很多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机车司机、机械工人、农民、普通士兵、流浪汉、老人、妇女和孩子，他用自己的心灵去贴近他们，深沉细腻地去描写他们。 　　据普拉东诺夫妻子的回忆，作家年轻时曾是尼古拉?费奥多罗夫的追随者，十分喜爱阅读后者的重要著作《共同事业哲学》。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是19世纪末鲁缅采夫博物馆一个谦逊的馆员，有渊博的自然科学文化知识，在世时少为人知，但曾得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推崇和钦佩，而且直到苏维埃时期曾有过一个费奥多罗夫主义流派。费奥多罗夫是一个俄罗斯式的普救寻找者，他的整个世界观基于对人们重负的担忧，他认为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均具有责任感――每一个人对全世界和所有的人应负责，每一个人都应当拯救所有的人和全世界。他的共同事业哲学是一个普救方案，结合了空洞的幻想和实际的现实主义、神秘论和唯理论、梦幻和清醒。他相信，所有的死者都能够复活，不仅仅是依靠宗教，而且依靠实证的科学技术。费奥多罗夫的世界观根源与斯拉夫主义接近，美化宗法君主的政体、敌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但同时他又超越了斯拉夫主义，具有非常革命的因素，即注重人的积极性、集体主义、劳动的决定性意义、经济性以及高度评价实证科学技术。费奥多罗夫的实证方案还要求调节自然界的自发势力，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类，相信人最终能支配自然界的自发势力，使之为人类服务。 　　出身于劳动者并从事于征服自然的科技事业的普拉东诺夫，对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的哲学的着迷，不仅顺乎自然地生发于作家本身原有的人生追求，而且加深了作家与这位思想家的许多共同信念。将普拉东诺夫创作的核心思想与费奥多罗夫的哲学概念略作对比，可以窥探到两者的相近思想：人之生存意义乃通过思考和解决人与自然、与革命、与国家、与社会、与自身、与他人之关系来探索战胜死亡的奥秘，其目标是使一个人的心灵活在另一个人的心灵中。因此，必须关注人的心灵，求得人际间的心灵沟通。对于自己的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作家在1929年9月21日致高尔基的信中说得很明确，他写道：“也许，在最近的年代中，互相友爱的感情在苏联‘将会物质化’，到那时将多么美好。我的长篇正是为了阐发这样的思想……” 　　然而自身的工作性质与人生经历决定作者又是一个冷静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