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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不是技术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许多细节已不甚清晰，但有些感动我终生难忘。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刚刚经历了母亲病故的重创，跟着父亲在北京靠卖晚报谋生。有一天，男孩突然病倒，在家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实在扛不住了，才被父亲送到医院。入院时，他父亲身上仅有200元钱。这是他们父子进报纸的钱，是谋生的最后一点儿本钱。 　　很快，我们诊断出男孩患的是重症，吉兰-巴雷综合征，要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这时，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我们不愿谈却必须谈的问题，不到40岁的父亲非常痛苦。最后，他叫来一位老乡帮忙守着儿子，然后满面愁容地回老家借钱。三天两夜后，他带着1.2万元钱回来了――他借遍了全村。可就是这三天两夜，孩子花掉的医药费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一辆破三轮车停在了抢救室门口。我走进病房，看到男孩的父亲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已经没钱治了，谢谢你们的好心！趁孩子还有口气，我要把他拉回老家。”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告别。在急诊科，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把男孩的气管插管拔出来，看着男孩的氧合从100%降到92%，再降到85%……我的内心在激烈地交战：救不救？我用右手用力掐着自己的左上臂，却一点儿都不觉得疼，眼前只有男孩父亲的眼泪、男孩的眼泪…… 　　过去了大概30秒，格外漫长的30秒，我小声说了一句：“插管！”话音未落，啪的一声，身后马上递过来一个喉镜。原来，护士已在我身后守候多时。她早有准备，就等着我纠结之后的这声命令。 　　两周后，男孩脱离了呼吸机。三周后，顺利出院。出院时，父子俩跟医院签了一份长达30年的还款协议，每月还200元。即便这样，他们还是经常还不上。 　　男孩出院后，经常会在晚上溜到我们分诊台的窗前，扔下两份当天的晚报，转身就跑。每次他来，为了他的自尊，我总是假装没有看见他。当他转身飞跑出去时，我就会很享受地看着他的背影。 　　这时候，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我做急诊医生近30年，有太多的辛苦、太多的委屈，但和这种无可比拟的幸福体验相比，那些都不足挂齿。我感谢上苍给了我如此至真至善的职业，它固有的光芒可以令世间所有名利都黯然失色。所以，我经常问自己：即便中国医生的职业环境近乎残酷，我们会轻易放弃最初的梦想吗？ 　　也许有人会说，你既然被称作“白衣天使”，你就应该那么做，甚至不能允许男孩的父亲把气管插管拔出来。在此，我可以含着眼泪回答你：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也希望每一次自己都能无所顾忌地选择去救人。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医生心底那异常激烈的冲突又有多少人能理解？ 　　我只想说，谁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评判对错。当下我们各行各业所呈现出的某些乱象，或许只是社会转型时的一种必然经历。在种种冲突、困扰之中，我们都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医生仍在竭力坚守着纯净的信仰和神圣的职业精神。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两年前。那天，我上急诊监护室的二线班，为一位病人忙活了一天，却毫无所获。这是一位32岁的女病人，没有医保，突发急性重症胰腺炎，病情非常严重，入院时还发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这意味着她随时可能要上呼吸机，还需要各种昂贵的救命药物。 　　和病人的父亲谈病情时，我告诉他住院至少需要一万元押金。老人焦急地说：“钱正在路上呢。今天急诊的治疗抢救费能不能先欠着？”中午时分，总算盼到了送钱的人――他辗转借五个老乡的钱，只借到了3000元。我和病房联系，回复是“的确收不了”。于是，我坐到病人床边，一边紧张地观察病情，一边等着再去找钱的人。为保住她的肾，我要多给她输液。她没钱透析，水输多了很快就渗入腹腔，没有血滤保驾只怕会心衰……我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算，一双眼睛盯着她的尿袋，心里还祈祷着“心率不能再快了”…… 　　接近下午五时，病人家属满头大汗地拿来一万元钱，我没敢问是找了多少人才凑齐的。她父亲问：“够不够？”“肯定不够。”“那还需要多少？”“按照她的病情，通常会超过十万元，而且……”我说得小心翼翼，虽然明知这些话会让他很痛苦，但又不能不说。末了，还要加一句“可能人财两空”。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没有催促他。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我们面对面坐着。老人强忍着，眼泪却仍然落了下来，满脸的沧桑使得泪珠拐了几个弯儿才终于汇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他念叨着：“我怎么能不救她呢？她娘早早就走了，我拉扯大他们姐弟。儿子去年结婚，我借钱给他盖了房，欠了一身的债。这，我再跟谁去借呢？你容我想想……” 　　这位父亲终于慢慢起身了。他走了过来，干裂的嘴唇一张一合，半晌才出声：“我们不治了，我们回家。”这话并不让我觉得意外，但我却真切地感觉到了心的刺痛。后来，我们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车，我看见她在哭，无声地哭…… 　　她有一个动作我至今不能忘记：抬起她时，她使劲抓住病床的栏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