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以父之名.docVIP

格鲁吉亚：以父之名 　　历史上的格鲁吉亚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它盘踞在欧亚的十字路口。在过去，它的边界能到达黑海边的拜占庭城市特拉布宗，也能统治里海边阿塞拜疆的阿哈尔，拥有高山屏障的它曾作为基督教向东的一个堡垒。直到现在也是，它的四面八方依然受到异教徒的包围。 　　深厚而复杂的历史并不一定都能产生璀璨的艺术，但格鲁吉亚的建筑、绘画、戏剧和音乐，更像是上天给这群倔强者的馈赠。从尼可?皮罗斯马尼（Niko Pirosmani）那些不可思议的画可以看出人们对文艺的尊重―这位艺术家的头像被印在1拉里纸币的正面，而其他纸币上是作曲家、学者、诗人和历史人物。同样戏剧性的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曾诞生于此，但显然他的诞生丝毫没能给格鲁吉亚带来任何荣耀。 　　第比利斯的阁楼旅馆 　　在我像头困兽一样冲出牢笼后，被抛掷到第比利斯荒凉的郊外―让人足以联想到这里的低生育率和对外移民的数量。我踏上一辆破旧的古董公交，将自己口袋里唯一的1拉里硬币扔了进去。 　　我按地址找到Vivian的旅馆，一幢老旧的多层公寓，多人间在阁楼上，斜插的天花板让人感觉压抑，窗外能看到圣山上的电视塔。房间里还有其他住客―一位土耳其女生，和每天不断更换的旅店主人。当我向Vivian诉说我的遭遇时，她显得很漠然，她当时的处境一定比我更为不堪，或许我同样的经历能给她些许安慰？ 　　我不知道她是否介意我的闯入，起初我猜想她是不愿意的，但后来她也欣然接受了，每天说几句中文总归是好的，还能品尝到我做的中国菜。格鲁吉亚是葡萄酒的发源地，我们也时常会在一起讨论哪里能买到便宜又好喝的酒。 　　不断地辗转在不同的旅店，就像不停更替的避难所，容易让人感到厌倦。我时常考虑要在一个地方多待一阵，但旅店的老板通常不怎么欢迎常客，他们有的时候就像厌倦枯燥无味的生活一样，讨厌平庸的客人。而我也不是那种看上去很容易被讨好的人，我友善、微不足道，我的国籍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客源。这让我毫无安定之感，好似因为没有拿到准入证而无法停靠港口的船。 　　同屋年轻的土耳其女人宣称自己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但她说如果有一天突然看到了一位年轻俊美的神甫，他能屈身于她的话，便愿意考虑入教。似乎这种思慕异性的驱动力和功利主义是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信仰的初衷。 　　旅店其中的一位女主人是一名报社记者，她对格鲁吉亚的基督教信仰有着精辟的总结性评价：“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主要是人民争取信教自由的问题，在格鲁吉亚共和国时期主要是人民争取不信教自由的问题。” 　　苏维埃伍德斯托克 　　在埃里温初尝现场音乐的氛围后，我便对第比利斯寄予厚望。这座城市曾诞生过“苏维埃伍德斯托克”―苏联的第一届摇滚音乐节，但格鲁吉亚人对苏联的回忆却是复杂的。有次我们在第比利斯TNT地下摇滚俱乐部里欣赏当地重金属乐队、流行摇滚乐队为纪念科本的演出时，我突然产生奇怪的幻想，怀疑舞台上披头散发、穿着复古铆钉夹克的金属党，是否便是白日的东正教堂里扎起长发的神甫的分身。 　　比长发男更具高加索风格的是“光头党”，和“光头党”一起“Pogo”最大的风险便是，在音乐中你根本无法分清种族的界限。也许他们中间有货真价实的“光头党”，也有人拉着我说他来自北欧的某国，每个人都瞬间变成1991年莫斯科红场摇滚音乐节的一员。身边还不时有保卫人员将我们分隔开，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出任何乱子。Vivian躲得远远的，不愿接近台前嘶吼发狂的人群，也的确只有我和Vivian长着一副明显的东亚面孔。 　　土耳其女人则对台下用力甩头和“Pogo”的观众颇有微词：“要是在伊斯坦布尔，你们早就被人揍了。”当然台下的观众也包括我，我突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于是时刻提醒自己在伊斯坦布尔一定不能去看地下演出，即使去看也再不能“Pogo”了。随即我便怀疑她是否明白“Pogo”的真正含义，直到怀疑自己是否也真的明白。 　　我和土耳其女人的另一个分歧是不同的烹饪方法。我举了一个坏例子，说土语里的“煮”并没有涵盖加热的意思―最近刚读过一篇人类学者Joseph Bosco写土耳其饮食的文章《Cooking meat without heat》，便想故弄玄虚一番，没想到我的咬文嚼字并没有博得她的好感，反而指责我对土耳其抱有偏见。她自称是教授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老师―所有土耳其人似乎都是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者，他们对这段历史滚瓜烂熟、津津乐道、颇感自豪，但这显然不是什么学术沙龙，也不是一群人在酒足饭饱后谈论着无关痛痒的文化传统，我就在一片嘘声中被出局了。 　　拥抱西方 　　第比利斯所有的市政建筑上都挂有欧盟旗帜，但它并非欧盟成员国，这个国家正积极地拥抱西方世界，旗帜便是它下决心彻底脱亚入欧的标志。标榜“欧洲从这里开始”的格鲁吉亚，首都面临的首要难题却是逃票问题。不仅公交车逃票问题严重，就连地铁站也有人明目张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