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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烹饪“八大件，一个汤” 　　王大珩（1915-2011），生于日本东京，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市），著名光学家。 　　“馆长就馆长，只要能做事就成！” 　　1950年秋，钱三强突然捎信约尚在大连大学工学院的王大珩到北京来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王大珩知道，钱三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与了筹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此时正担任中国科学院行政秘书长的职务，没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三强是不会轻易叫自己专程去北京的。因此，一接到三强的信，王大珩立刻匆匆赶赴北京。 　　王大珩对钱三强说了许多自己办应用物理系的事。钱三强兴致勃勃地听着，忽然转了个话题问：“大珩，还想搞光学玻璃吗？” 　　王大珩愣了一下，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想，做梦都想。” 　　钱三强说：“中国科学院要建立一个仪器馆，我想推荐你去挑这个头。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噢？”王大珩眼睛顿时亮了。 　　“大珩，我认为你最适合做这件事。你本身是搞应用光学的，又在工厂干过。而且我知道你一直就想搞光学玻璃，想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光学事业，我想，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机会竟突然摆在了王大珩的面前。王大珩轻声问了一句：“为什么叫馆？” 　　“因为这个机构不仅要负责研究工作，还要担负制造任务，兼有研究所和工厂的两种性质。叫所或厂都不合适。”钱三强回答。 　　“好！这种结构是最合理的。必须要有工厂，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还没待钱三强解释完，王大珩就兴奋地打断了他的话。 　　钱三强笑着说：“就是名字不太好听――馆长。” 　　王大珩目光炯炯地看着钱三强，毫不犹豫地答道：“馆长就馆长，只要能做事就成！” 　　1951年1月24日，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任命王大珩为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仪器馆的筹备工作。 　　王大珩领的第一笔筹建仪器馆的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按当时的行情计算，一斤小米7分钱，王大珩领到的1400万斤小米折合成现金约98万元。王大珩心里很清楚，用这点钱办仪器馆，实在是杯水车薪。 　　怎么办？思虑再三之后，王大珩把目光转向了东北。东北当时是我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雄厚”。而且，由于东北地区解放早，所以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政府资金也比较充足。当时的东北科学研究所所长武衡很豪气地对王大珩说：“到东北来吧。到了东北，给你筹个五六百万没问题！”王大珩于是在东北各地进行考察，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把仪器馆建在长春市。 　　王大珩挑中的铁北区当时是长春市最偏最破的一处地方。那时的长春人少城空，军管会巴不得来人建设，好地方尽着王大珩挑。没想到王大珩金不挑银不拣，偏偏一眼就看中了铁北的那个大烟囱。王大珩兴奋地说，没有烟囱建不起熔炼玻璃的炉子，搞不了光学玻璃，这个现成的烟囱能给我们节省下来6万元呢。结果，仪器馆就建在了长春人最不待见的铁北区了。 　　很快，王大珩就带领28个人进驻长春，满身伤痕的长春城终于迎来了第一批雄心勃勃的建设者。 　　谁能想象得到，仪器馆的建设竟是从捡弹片、填炮弹坑、清除破坦克开始的。铁北的那只大烟囱旁边到处是炸弹坑、碎弹片和被打烂了的废弃坦克。王大珩他们就在这块千疮百孔的场地上一锹一锹地挖，一镐一镐地刨，硬是为仪器馆平出了一大片平平整整的土地。当年的老工人说，王大珩那会儿哪像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呀。整天跟我们一起住破房子，吃高粱米饭，就大葱蘸大酱。天天干力气活，灰头土脸的跟工人一个样。不说话还看不出个啥，一说话就分出两样了。你知道为啥？因为他说洋话说习惯了一时半会儿扳不过来，一着急就从嘴里往外蹦洋词儿。嘿嘿，咱哪听得懂呀。 　　王大珩带着大家苦苦干了一年，仪器馆的筹建终于有了初步的模样。1953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正式成立。中科院院长会议决定，由王大珩担任仪器馆副馆长，代理馆长主持仪器馆工作。 　　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 　　龚祖同是王大珩的清华学长，年长王大珩整整十岁。王大珩入清华物理系的那一年，龚祖同已经是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了。研究生毕业后他又去德国留学了四年，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1938年回国。王大珩知道，龚祖同回国后一直在为研制光学玻璃四处奔波，他吃了无数苦，碰了无数壁，在昆明、贵阳、秦皇岛和上海之间奔波了十多年，最终还是一事无成。王大珩刚回国时，龚祖同曾邀请王大珩共同研制光学玻璃。那次见面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从龚祖同那焦虑的目光和痛苦的神情中，王大珩看出这是一个对国家、对事业有着极强责任心的人，是一个与自己有着共同追求，能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王大珩马上提笔给龚祖同写了一封邀请信，真心诚意地恳请龚祖同前来担任仪器馆光学玻璃实验室的主任，承诺会为龚祖同提供研制光学玻璃的一切必要条件。王大珩相信龚祖同会接受邀请的，他相信单凭研制光学玻璃这一条，就会让龚祖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