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自我与集体性.docVIP

远方、自我与集体性 　　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很容易陷入两个方向相反的误区：倾向于认为文学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人往往不自觉取消少数民族文学的合法性，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某种看似普遍实则教条的律令，这导致他们苛刻地用某种单一的美学或思想标准来芟削样态不同的文学现实；另一类人则在无法删繁就简的多样性之中，陷入相对主义的迷窟，无法也没有勇气做出价值的判断，并且常常因陋就简地套用“民族性”的话语陈词。这两种批评态度都有问题，普适性的霸道和傲慢在今日固然已经被结构主义之后的各类“后”理论清理并修正了许多，而文化相对主义的幽灵也不得不进行反思，“相对主义的悲剧，在于它一方面呈现自己的文明高高在上的优越，必须通过理性的繁荣才能抵达；另一方面又低人一等，因为不坚持自己的绝对价值而变成弱势的文明。”① 　　我们所要的做的可能是平衡普适性与差异性、总体性与多样性、整体观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将“少数民族文学”视为一种观察角度，而不是一种本质化存在，即从文本自身出发，并不赋予其先在的“民族性”属性，而是以它们自己的主位视角返观更广阔范围的文学与文化背景。以此来看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是一种眼光的转移，不是从异文化的外部去观察凝视，而是从族群文化的内部放眼与瞻望世界。异文化世界是某个少数族群的远方，而对于异文化世界来说，少数族群本身也是一种远方，两者互相有着想象的诱惑。这是一种互为观照、互相联动的关系。 　　广西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