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拒让座：拔高道德基准线,只会拉低道德水准.doc

动车拒让座：拔高道德基准线，只会拉低道德水准 、在有规则的地方，最好先谈规则。比如公交车上，本身设有老弱病残孕专座，年轻人如果占用这种座位，在遇到需要让座的情况时，他们应该也必须让座，而且应该第一个站起来让座。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规则意识。 老人头发花白，看起来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但在高铁、动车这样的情境下，则完全不同。它实行一人一票制，对号入座。即使一等座是空着的，买二等票的人也不能去占用。但是，在满座的情况下，动车上也会售卖无座票，价格等同于二等座，你买站票，就意味着你接受无座的事实。要么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要么去餐车消费。 老、弱、病、残、孕，当然也会出现买站票的可能。这个时候，他们几乎无法从“规则”角度得到座位，因为没有人有义务给他们让座。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2016年的最新版本，明确指出旅客的基本权利是“依据车票票面记载的内容乘车”。所以，我们不可以义正言辞地谴责拒绝让座的女生。 我们来具体看下这位老人的行程。下面这张截图，是老人和她女儿所乘坐的D5181次列车的时刻表。老人要从达州到成都看病，但只买到了达州到营山的坐票。至于从营山到成都东这一站区之间的票，现在有人质疑她们并未购买，有逃票嫌疑。但基于目前信息不充分，我们还是倾向于认定，在后面的行程中，她们购买的是站票。该母女所乘坐列车 在列车于南充站停靠时，上来了一位持票的年轻女士。她要求老人交出座位，老人女儿交涉无果后，另一位男子给老人让了座。老人女儿对之前拒绝让座的女孩说：“年轻人应该多学学。” 抱歉，应该“多学学”的，是她自己。 首先，她可以提前买票，就不至于只能买到站票；其次，即使只能买到站票，在后一段行程中，也可寻求列车员的帮助。如果列车员愿意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老人，这当然最好，如果不愿意或者不方便，列车员也可以帮忙广播，问一下有没有人愿意给老人主动让座；再退一步，还可以带着老人去餐车消费，以寻求座位。 直接指定一个具体的人，要求她让座，这是所有方法中的最差选择。可是，即使如此，本也有更好的方式去说服别人。 至少有3点可以说服那个女孩。首先，可以告知女孩自己的母亲需要坐多久。从南充到成都，还有约1个半小时的车程。这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可以强调下自己母亲已经年满80，又是去成都看病的，能否帮个忙；最后一招，还可以提出经济补偿。 在诸多媒体进行的调查中，支持拒让座女孩的都超过了90%。这组数据看起来，是有点可怕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都觉得不应该给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让座（即使没有这个义务），这显然也不是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但不能粗浅地去理解这组数据。第一点，这90%的人，更可能是反感动车现场的逼迫人行善的氛围。这种氛围不仅对那一节车厢的人施加了压力（女孩后来感到委屈，和朋友哭诉），也对置身事外的网民造成了一种道德审判，尤其是那句“年轻人应该多学学”，更激发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认为老年人“为老不尊”的情绪。这种情绪，在网民对广场舞的非理性批判上，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有人把中国网民描述成“键盘侠”，就是生活中很怂，在网络世界却表现得威猛无比锄强扶弱。但是在“让座”这一类问题上，中国网民可能有一个相反的特色——明明在生活中与人为善，偏偏要在网络上表现得冷血残酷。至少在那节动车车厢，就有一个男士给老人让座。 翻查以往的“让座”风波，可以发现这些纠纷都有一个共性：寻求帮助者的态度往往不好，觉得理所应当，甚至辱骂、动手。被求助者的逆反心很容易被激发。 我们这里总结了一个寻求帮助的三部曲，它的模式是：降低对方的行善成本——暗示自己的弱势地位——给予帮助方经济补偿。 这套模式，在“寻物启事”这一类事件中，被运用的最广泛。前段时间，著名心理学家武志红在飞机上遗失了电脑，他的寻物流程是这样的：1、表示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降低成本）；2、强调最重要的作品都在电脑里，对自己很重要（弱势地位）；送回者另赠送一台同型号的苹果电脑（经济补偿）。 这套模式尤其适用于“规则——道德”之间的模糊地带。比如，公交车上，年轻人坐在非老弱病残孕专座，这个时候你让他让座，他让不让？再比如在特快列车上，一个孕妇希望从上铺换成下铺，你换不换？ 这起动车让座事件也一样，归根结底就是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需要靠道德感召。而道德感召的背后，其实暗含了助人成本的功利计算，这是需要方法和态度的。 春秋时期，鲁国非常弱小，有很多鲁国人在其他国家沦为奴隶。于是，鲁国颁布一条法律，如果有人垫付赎金赎人，可以到国库中领取赎金。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是个富二代。有一次他赎了一个鲁国人，却拒绝收下国家给他的垫付金。子贡兴高采烈地将这件事告诉孔子，以为孔子会表扬他做好事不求回报。谁知孔子不仅不表扬，还批评。因为子贡这种行为，就在拔高社会的道德基准线，使得一种已经获得认可、形成规模的道德实践面临坍塌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