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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五”普法教材发行的思考 “四五”普法即将拉下帷幕，“五五”普法的号角又将吹响，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施第五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是摆在各级各部门面前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五五”普法，毫无疑问，在其方式方法上要大胆实践，勇于创新，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但是，普法的方式不管怎么变，教材作为普法的重要工具不可少，因为普法教材在法制宣传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是历史的经验。所谓法制宣传教育，是统治阶级为贯彻实施法律，使人民遵守国家法律，维护国家统治秩序所进行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纵观中国历史，一些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十分重视法律的宣传工作，特别关注教材在法制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了提高其权威，维护国家的统一，他几度大规模出巡，在出巡途中，令人把秦朝的法令刻在石碑上昭示百姓。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既重视立法，也非常重视法制宣传的封建帝王，他为明朝订立三十郑，共四百六十条的《明律》，他主编的《大诰》，内容是严惩官民犯罪的具体案例汇编，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法制宣传教材，并规定天下各塾师必须讲授此书，对宣传《大诰》成绩突出者，可破格进京朝见，奖励财物，以此树立善恶、福祸的标准，使人“趋吉避凶”，以预防和减少犯罪。同时，太祖帝还把《大诰》、《大明律》作为“国子监”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