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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制度 第一节 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制度概述 结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演变，我们认为，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变迁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一）农民私人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私人土地利用时期（1949~1952年） 1950年6月30日）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共同纲领》明确：“切实保护农民的所有权，允许农民自由经营，自由处理自己的产品”。即确立了农有农用制度。虽然中共中央于1951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但农业生产互助组没有改变原先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互助组内实行以工换工、等价交换，而土地等仍主要是农民分散经营，仍属农民土地所有权 (二)农民私人土地所有权和初级合作社集体经营土地时期（1953~1956年） (三)高级社集体土地所有权和高级社集体经营土地时期（1956~1957年） 1956年至1957年，发生于浙江、山西、河南、广东、江西等省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发明权应属于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的燎原农业社。这个社早在1956年5月份就开始试行“包产到户”，取得显著成效，短短两个月，温州地区1000多个合作社17.8万农户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占温州农村总农户数的15%左右。这次冲击，在1957年反右派鸣放、辩论时，被喻作“戴着合作社的红帽子的合法单干”而受到压制，使之中国农民抵制高级社的创举就此夭折。 (四)人民公社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以队为基础的三级组织经营土地时期（1958~1977年） 1958年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调整为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到1962年才正式确立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由于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平均主义”和“穷过渡”，导致“大兵团作战”，致使劳动秩序混乱，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普遍出现生产无人负责的现象，给社员生活带来一系列困难，是一场大规模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演习。农民抵制人民公社制度的“生产力暴动”时起时落，农村土地承包制在这一时期曾四次冲击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 1．第二次是1959年，发生在河南、江苏等地。河南新乡地区推行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的土地责任制。全地区有60%以上的生产队将土地分给了农户经营。江苏省一些地方出现了“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形式。甘肃省也曾出现过包产到户的形式。后都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而遭取缔。 2．第三次是1961年至1962年，在安徽、广西等省又一次出现“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1961年安徽省推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到1961年7月份，有66.5%的生产队选择了这种制度形式。广西的龙胜县则有42.3%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但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部分省、市、自治区出现的“反对包产到户和反单干”风，把“包产到户”再次压制下去。 3．第四次是1964年，云南、贵州及西北部分地区相继出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但很快在“社教”和“四清”运动中受到了抑制和压制。 4．第五次是1970年，福建、江西、广东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1] 1978年之前的“包产到户”为主的农地产权形式向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为特征的集体经济制度发起的五次冲击虽都受到扼制和取缔，但却为这之后家庭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埋下了种子，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取得辉煌胜利的“成功之母”。 (五)人民公社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承包经营土地时期（1978~1984年） 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以土地资产产权结构重建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包产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冲跨了“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70年代末的农地产权改革，率先是从贫穷的安徽省和四川省小部分生产队开始土地按户分包和家庭经营，1978年11月24日，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户，在冬日寒风中聚集在一间破旧的茅舍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用粗糙的手指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包干到户保证书上按下了坚实的手印，为此真正拉开了农村“包产到1978年12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3月，国家农委党组在《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指出：“深山、偏辟地区的独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980年3月，国家农委在《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中指出：“至于极少数集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的生产队，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