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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12-31 发布于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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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 编者按:5月10日,由本报主办的“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研讨会,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召开。研讨会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今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要求,组织专家学者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代表,围绕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主题,及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整与创新、农民经济利益的维护与发展、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与延伸等分论题展开深入讨论,其中不乏政策分析与理论思考上的真知灼见,又有对新阶段管理模式或治理模式的设计探索,还相互分享了不同地区的典型创新实践经验。今天选登部分专家与基层代表的发言摘要,很值得一读。   浙江省温州市委农办农村改革处处长徐炯:   创造条件赋予农民更多权利   改革是温州最大的一个标识。这些年来,温州通过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二是把农民宅基地统一通过城乡增减挂钩,进行统筹利用,村民到居住点集中居住。三是集中住房之后,村民的政治利益在社区治理中得到体现。   我们今年在乡村治理方面的一个亮点是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以前,村集体物业出租都是村干部说了算,现在要把它纳入到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包括农房交易等,都要纳入进去,它解决了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农民进城之后,保障农民的住房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温州基本建设用地非常有限,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大部分乡镇20多年没分过宅基地。而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既能够赋予农民完整的产权,又盘活了农村最大的资产,还加快了农村城镇化步伐,促进了农村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温州原来是5405个村,现在组建了798个城乡社区,其中农村社区有638个。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讲,社区能够更好地整合各方面资源为居民服务,实现从行政村治理体系到社区治理体系的转变。   广东省新农村建设实验区管委会主任朱建星:   在塑造经济主体中强化农民自治   广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验区,从2012年开始农村综合改革、村民自治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在塑造经济主体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制的过程中培育农民自治。   现在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组织没有核心力、向心力,国家公共服务和个人利益难以直接对应。实验区通过塑造自治主体把二者重新组建起来,一方面让农民参与自治,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人翁精神。政府的职能转变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让农民更好地参与,是有效的治理形式。同时,让党的领导作用更好地发挥,也利于提升农民的组织制度化。另一方面是指农民的自治,通过领导和组织,让农民能够有核心组织,有能力经营现代农业。因此,在整个实验区推进过程中,推进“统一支部管理”的模式,这个模式包括领导、资源、群众满意度等模块。在模块执行过程中,建立起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各种要素资源在交易平台里更有序地流动。这个平台有统一的村账,包括管委会、会计公司、理财小组、村民的集体参与,建立起公平公开的监督机制,更好地让农民知道村账。这种监督机制不仅对农民来说有培训作用,而且让村干部更加清楚社区资源利用的发展方向。   山东省诸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盛:   “五四三”管理机制提升服务能力   多年来,诸城市顺应农村社区发展趋势,选举产生208个农村社区党委和村委会。在社区“两委”的指导下,选举产生了下属委员会,并创建1317个服务型党支部。健全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为主体,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农村政治和社会管理服务新机制。   诸城市在新型农村社区实行“五四三”管理机制。五制管理:社区党委(党总支)初议制、联席议事制、决策听证制、公开办理制和民主评议制;四务公开:社区党务公开、自治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和服务公开;三联服务:党员联户、沟通联心、服务联动。   通过推行“五四三”管理机制,将社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集体经济项目立项承包方案、财务预决算、大额资金使用等重大自治事务纳入民主决策的内容,纳入了科学决策、公开和监督程序。另一方面,丰富了社区基层民主的内容。以社区为单元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消除了村与村之间发展的壁垒,实现了生产要素在社区范围内的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拓展了发展空间。“五四三”管理机制从制度上为社区干部与社区村民之间的沟通联系、解疑释惑、宣传教育、信息交流、联络感情提供了平台,社区干部高效获取群众诉求等信息,通过科学管理服务让社区群众更加满意。近年来,群众对社区干部和社区工作的满意度达到了98.8%以上。   江苏省邳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苏伟:   “四权”合力为“村治”破题   2010年以来,邳州在全市490个村居当中,全面推行了以村党组织决策权、村代会决定权、村委会执行权和群众监督权为内容的“四权为民工作法”,走出一条坚持群众路线、落实村民自治、办好为民实事的新路子。   坚持正确导向,着力破解村级治理难题。多年来,农村基层组织一直面临制度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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