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权力3.docVIP

他主张，划分政府的各种权力，应当根据其性质，而不是根据阶级分化。这一思想为孟德斯鸠所接受、发展和完善，也使洛克成为英国制度长期统领外国的创始人。他的反抗理论，或者如他最后称谓的那样，诉诸上帝的理论，在世界史的一个重大转变的关头，支配了查塔姆的决断。我们的议会制度堪称一项发明，在若干强大的革命派系的操纵下，它迫使选民、诱导立法者投票反对自己的信念；对选民的胁迫，换来的是他们的代表的腐败。大约在1700年，那种为了将其永久根除才发动革命的状态，又以迂回的方式几乎恢复了原貌。欧洲似已无力成为自由国家的家园。那些曾长期尘封于孤独思想家的心灵和拉丁文卷册之中的朴素思想，即人类应当自理其事，国民为国家的行为向上帝负责的思想；是在美洲突然以一个用人权作为旗号的世界征服者的面貌，出现在它必定征服的世界面前。英国议会是否有宪法权利向殖民地征税，从法律上是很难说的。一般的意见倾向于当权的一方；这个世界相信，至高无上的应是合法统治者的意志，而不是臣民的意志。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指出，在某些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即使合法的权力也可以反抗。然而，那些不是为了寻求财富，而是为了躲避其他英国人乐于接受的法律，才远走他乡的美洲殖民者，甚至对这样的现象也感到不安：康乃狄格州的“蓝色法律’’(the Blue Laws)禁止男人上教堂时和妻子的距离不足十英尺。所提议的征税额每年只有12000英镑，也许能够轻松上缴。但是，人们不同意爱德华一世及其枢密院在英国征税的理由，也就是不允许乔治三世及其议会在美洲征税的理由。这项争端涉及到一个原则，即控制政府的权利。此外它还包含着这样的结论：在一次可笑的选举中产生的议会，对没有选出代表的人民不享有正当的权利，它要求英国人民收回它的权力。我们最优秀的政治家看到，无论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民众的权利才是关键。查塔姆在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议会演说中，劝告美洲要立场坚定。卡姆登勋爵、即后来的大法官说：“纳税义务与代表权统一不可分。上帝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任何一届英国议会也不能使它们分离。” 柏克利用那次危机中出现的要素，创立了世界上最宝贵的政治哲学。他说：“我不知有何办法能够拟定针对全体人民的控诉书。人类的自然权利肯定是神圣的。任何公共措施如被证明损及这些权利，就应誓死反抗这种措施，即使根本无法制定出使其失效的法典。人们只应听命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理由、一个高于所有形式的立法和行政的理由。”就这样，也就是在一百年前，欧洲政治中那种适时沉默和审慎犹豫的态度终于被打破；这项原则，即人民决不能把命运交付给他们无法控制的权力，得到了确立。美国人把它作为新政府的基础。更有甚者，他们不仅使所有的政治权力受制于民意，而且给民意施加了一些英国议会无法忍受的限制。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坚持如此之久的英国范例，也根本无法与这个国家的影响相抗衡——它的制度安排极富智慧，保护自由不受哪怕是来自民主的危害。路易·菲利浦即位时曾向一个老共和主义者拉法耶特保证说，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使他确信最好的政体莫过于共和制。大约45年前，在门罗总统任内的一段时期，至今仍被人们称为一个“心情舒畅的时代”，因为那时斯图亚特王朝遗留下来的大部分不合时宜的旧俗已被革除，未来分裂的动因尚不活跃。给旧世界带来麻烦的原因——大众的愚昧、穷困，贫富悬殊，宗教冲突，公共债务，常备军和战争，几乎不为人们所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或国家如此成功地解决了伴随着自由社会发展的那些困难，时光似乎不会带来更大的进步了。 可是我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而且我也很难再回到初始的话题。在我刚才谈及的那些年代，自由的历史就是不自由的历史。然而，自从《独立宣言》，或更公正地说，自从西班牙人罢黜国王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政府以来，目前仅知的自由形式，即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已经在世界上开辟了道路。做点下面的工作也许很有意义：追索美国反抗君主实现独立的过程；了解一下提出把科学方法运用于统治的艺术这一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如何突然崛起；路易十六在承认专制统治无所裨益、甚至不能强制人们快乐之后，如何呼吁人民去做他无能为力的事，因而将自己的权杖拱手让给中产阶级，以及法国的知识阶层如何惊恐于自身经历的可怕回忆，竭力要同历史一刀两断，他们本想使后代免受世俗君王的统治，使活人摆脱死人的纠缠，以致丧失了史无前例的最佳机遇，因为对平等的狂热追求窒息了自由的希望。我本来还希望向你们表明，任意否定为绝对君主制和寡头制铺平道路的道德法典的态度，也标志主张无限权力的民主呼声的到来，一位民主领袖就曾宣称，为了摧毁宗教势力，可以败坏人们的良知，一位鼓吹开明与宽容的著名鼓吹者，希望最好是用最后一名教士的肠子去绞死最后一个国王。我本来还想解释一下，亚当·斯密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最终源泉的学说同财富的生产者实际上由国民组成这一结论之间的关系，西哀士正是依据这个结论颠覆了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