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而上达”的历程转变.docVIP

“下学而上达”的历程转变 　　【摘 要】 《大学》和《中庸》都为儒家在“下学而上达”的道路上提供了思路和指导，两者所共同强调的地方在于都把政治理想的实现建立在经过道德规范后的家庭伦理及社会秩序能够井然有序和个人道德水平能够不断提升并能够推己及人的基础之上。区别在于《大学》的着眼点在人，从个人的“修身”出发，最终达到“明明德”的境界;《中庸》则更多地关注人力所不能及的“天”，认为人后天的成就“因其材而笃焉”。《大学》止步于道德，《中庸》则更进一步，从道德上升到了形而上的本体的高度。 　　【关键词】诚;大学;中庸;儒家 　　《大学》中，“诚”主要是作为一个动词以“诚其意”的面目出现[1]，而在《中庸》当中“诚”字又有所不同，主要是表达一种“诚”的状态[2]。这个看似细微的差别，实质上体现了《大学》《中庸》这两篇文章本身在思想上的一些差异。 　　《大学》《中庸》均源出《礼记》（《中庸》为第31篇，《大学》第42篇），因北宋时期二程的推崇，这两篇文章开始和《论语》、《孟子》并列，作为儒家学说的基础读本，南宋时，经朱熹注释整理将四本书共同编入《四书章句集注》，该书后成为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唯一官方注释。[3] 　　一 　　《大学》《中庸》所共同强调的地方在于两者都把政治理想的实现建立在经过道德规范后的家庭伦理及社会秩序能够井然有序和个人道德水平能够不断提升并能够推己及人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实现政治理想亦非其最终追求。正如《论语?宪问篇》中所说的“下学而上达”这句话所表达的那样，实施具体事务（甚至像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也一并包括在内）的目的是为了对个人德性的提升有所增益。“外王内圣”作为对儒家终极理想人格的描述，“外王”在更多的时候是“内圣”的必然结果而非先决条件，这与苏格拉底对“哲学王”的期待是一致的。孔子本人也从未具有王的身份，但这并不妨碍后世儒家将其尊为“圣人”，成为儒家的精神领袖，并被冠上“素王”的称号。 　　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下，《大学》和《中庸》所表达的思想，或者说为“下学而上达”的这个过程所提供的思路又有所不同。《大学》强调的是一种循序渐进式的道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4]”的思想贯穿了政治思想、家庭伦理、个人修养的各个方面。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5]”则强调了这种路线的施行在身份上并不会因为天子、庶民的差别而有任何差异。假如以自身作为一个起点，从向外的一面来说，这条道路从“修身”开始：“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6]”而向内的一面到“格物”结束：“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7]”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逻辑关系，《大学》使治国和修身这样两个本来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事情共同进入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的通路，并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条目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而使儒家思想中将政治理想的实现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这一构想成为可能。 　　二 　　“诚”在《大学》中表示表里如一、坦诚而不自欺，这是儒家要求“君子慎独”的缘由所在，“君子慎独”则能“诚于中，形于外[8]”。这种内外的高度一致性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基础要求，也是实现道德规范后的基本表现。而在《中庸》当中，“诚”则主要用来表达一种状态，与另一种状态“明”相对。尽管两篇文章中的思想都将内外两条道路的起点放在了个体自身上面，但是相比《大学》中要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内在标准，《中庸》强调的“至诚如神”却走向了另一个目的地。简单地说，《大学》中的“诚”与“不诚”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中庸》中的“诚”却被推向极致，并开始成为形而上的、具有先验性的本体的代表：“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9]”《中庸》中关于“诚者”和“诚之者”的表述不仅是在天道、人道上有区别。而且在人与人之间也做了区分：“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0]”这三者中“生而安行”者无疑是符合“诚者，天之道”的，“学知利行”与“困知勉行”都属于“诚之者”，两者的区别是在“诚之”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且从“利行”、“勉行”的角度来看，在“诚之者”中，即使两者都是“择善而固执之者”，先天赋予的“诚”的程度多少也对后天的“行”有着巨大的影响。 　　如此一来，《中庸》和《大学》开始出现了极大的不同：《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修身的要求上并不因为其对象身份的改变而改变。而同样是修身，在《中庸》中就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与“困知勉行”的区别。“生知安行”者，即“诚者”可以“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