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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中的新“读书无用论” 　　内容摘要 在解蔽农民和农户对于读书功用性不同分层认识的基础上，“读书无用论”在中国村落内部的流行并非是一个被媒介故意渲染起来的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愈来愈冲击村落社会的真命题。在城市中国越来越步入知识社会和开放社会的当下，乡土中国的“读书无用论”思潮日益凸显。对新“读书无用论”解蔽，需要回归到中国社会结构框架中，揭示“单位制解体”、“就业方式改变”、“流动人口政策变迁”以及“乡校撤并”等容易被忽视的政治社会学因素。 　　关 键 词 底层村落 读书无用 社会分层 调查 　　作 者 1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 100732）2邬志辉，中国农村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春 13002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4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学）（13ASH005）、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BS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5M571204） 　　中国村落社会崇文传统考析 　　中国村落社会历来有尊崇读书和尊敬读书人的历史传统。笔者认为，这源于“皇权不下乡”的传统中国村落是一个依靠“礼俗”来维持社会运转的公共空间，蕴藏于其中的“内在”和“外在”两大控制系统都需要依靠传统文化力量来维持。“内在控制系统”是个体基于对村落共同体中，宗族长老权威和传统风俗规定的习惯性服从和内在性遵守，是以教化方式达成个体社会化的；“外在控制系统”则基于村落共同体中的外在惩戒与舆论力量，来迫使个体规定性的实现行为自我控制与约束，但这种惩戒和舆论力量作为柔性规范，决然不同于法治社会中以行政法规为基础的刚性控制。正是中国乡土社会尊崇传统，这样的一套柔性礼治方式才能够维持中国村落的千年稳定。因此，无“法”的乡土社会所依靠的“礼”必须有赖于共同体成员对传统的高度认可和尊崇。 　　但传统究竟是什么呢？费孝通在《礼治秩序》中谈到：“传统正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1]这种不断传承下来的经验，不断沉淀后形成了传统，村落共同体中的成员只有在遵循传统之下，才能确保在村落生活中获得安全感和丰富性。其一，遵从社会关系的生活传统，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麻烦（无讼）和获得村里人的帮助（互助）；其二，遵从外在自然的生产传统，才能在季节的周期性重复中采用最优的耕种技术获得物质的丰收。因此遵守传统对于村落人来讲就意味着能够在现实中更好地生存与生活，对传统的神圣性塑造和仪式化确认当然就是村落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大事，传统在这种集体的确认与运用中自然逐渐演化为文化。 　　如果说文化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物在村落中被尊崇还略显抽象的话，那么谈到“长老统治”这一作为传统村落治理形式就显得相对具体了。[2]长老之所以能够在村落社会中成为公共权力的集中者和公共事务的决定者，源自于其作为活着的传统文化象征符号而得到村民认同，正是因为其对传统文化的经验性积累相对于其他人更有优势，因此才拥有了村落的教化权，而教化权即是村落“无为而治”格局中最大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不同于权力的其他几个来源，如通过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或社会合作中的“同意”而获得的权力，这种以教化为本的政治权力来自于社会继替。社会继替得以发生必须依赖于村落认同机制环节上的两大“不言而喻”：一是对待传统文化的神圣性与尚古的虔诚性成为村落共同体成员不言而喻的集体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形成有赖于村落社会自身的稳定性和传统文化帮助应对村落日常生活的有效性；二是“长幼有序”和“尊卑分明”的道德原则是村落中不言而喻的社会运转法则，长老得以在这种法则中成为实施教化的不二人选，同时长老也确实能够通过经验的积累，而更为合理地处理和协调村落中各种内外部公私事务。长老统治的本质尽管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其遴选逻辑却与村民对遵循传统文化能够直接带来宁静日常生活的认同度相一致。因此，长老越是尊崇和推广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和有效性，其基于等级教化而形成的政治权力就更为巩固。故在传统村落中，长老一般都会作为榜样带动村民一起尊崇读书和尊敬读书人，因为这本质上与长老统治内在文化机理一致，即都是基于对文化这一稀缺资源的极大垄断而获得社会权力，若长老统治政治结构下对读书和读书人采取鄙夷的态度，则本质上就是动摇长老统治政治遴选机制本身合法性。 　　中国村落空间内部 　　关于“读书无用”观念的结构性真相 　　由上可见，中国农村社会素有“鲤鱼跳龙门”的文化观念。但是，时至今日，中国村落社会中“读书无用论”社会思潮又开始日益凸显，针对这个命题的真伪，产生了诸多争议。当前有关“读书无用论”的学术研究陷入到了两大困局之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