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称谓考论(定)案例.doc

“郭老”称谓考论 [摘要]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郭老”这一称谓渐为郭沫若一人所专有，人们对郭沫若称老而不名，其余波及于今日。“郭老”称谓历经形成、传播、大盛三个阶段，与郭沫若多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力不可分割，亦离不开政治资源的支持，其间且夹缠若干文坛纠葛。这一称谓逐渐淡出日常话语，对于更客观地认识评价郭沫若未必不是好事。 [关键词]“郭老” 称谓 源流 中共 一 按照中华民族尚老的传统，“郭老”这一称谓，原可作为对任何具有一定德望的郭姓老人的尊称。但从194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甚至包括香港的部分媒体），这一称谓却差不多成为了郭沫若的专称，其余波且及今日。虽然中共还有“五老”（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但其称用范围及影响似乎都不及“郭老”之广。特别是在书面使用上，“郭老-郭沫若”成为一种固定对应关系，即使没有语境提示，也基本上不会发生歧指，这更是其他诸老难以达到的。据王训昭等编的《郭沫若研究资料》显示，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相关资料标题中用到“郭老”称谓的就有300余篇，如《读郭老写给孩子们的诗》（黄季耕，1959年6月）、《郭老自己也忘记了的诗》（王金光，1959年12月）、《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老舍，1965年）等。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79年5月出版的《悼念郭老》一书，收入悼念怀念郭沫若的诗文84篇。该书不仅以“郭老”为书名，由赵朴初题签，且所收诗文中也基本直称“郭老”，诗文标题用“郭老”称谓的达29篇之多。这些诗文出自茅盾、周扬、夏衍、巴金、冰心、曹禺、侯外庐、周谷城、华罗庚、茅以升等文艺界、史学界、科学界名家之手。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这一现象，既是我国传统尚老文化的余绪，是一定时期内郭沫若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标志（所谓“生受崇敬，死备哀荣”），从中也可以见出威权意识、个人迷信的一个侧影。 而今，“郭老”作为郭沫若专称已经渐渐成为历史，但考索一下这一称谓的来龙去脉，却不失为一件有兴味和有意义的事情。 二 “郭老”这一称谓的形成和流传，大抵经历了“形成——传播——大盛”这样三个阶段。上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中期为形成期，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文革”结束为广泛传播期，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郭沫若去世时至80年代初，为使用传播的大盛期。从历史的烟云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件和文献作为这三个阶段的标志。1947年萧乾对于文坛上“称公称老”的批评是“郭老”称谓形成期的重要事件；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的《小作者》诗，可算“郭老”称谓传播期的标志性事件；而1978年6月郭沫若去世后大量悼念和追怀诗文见诸报刊，尤其是《悼念郭老》一书的出版，则是“大盛”期的标志。 不妨先来看看这些标志性事件和文献。 1947年5月5日，萧乾为《大公报》撰写了纪念五四文艺节的社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文中批评“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主张“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文章一面世就受到关注，因为人们意识到，所谓“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及“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是指向郭沫若与茅盾等人，他们被称为“郭老”、“茅公”，且文艺界分别在1941年和1945 年为他们举行过50虚岁诞辰活动。笔者查阅现代作家书信，在孔另境1946年12月24日致戈宝权的信中，三处提及茅盾，皆称“茅公”。当时文艺界也有称夏衍为夏公的，阳翰笙的日记中就有“衍公”的记载。郭沫若则于1948年3月1日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上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指斥萧乾为“黑色文艺”的代表和买办阶级的御用文人。此文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郭沫若与中共遥相呼应而又夹杂着私怨的对于萧乾、沈从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粗暴批判。随着丁东编《反思郭沫若》一书以及一些萧乾传记的出版，萧、郭之间的这段公案已为学界和读者所熟知。据萧乾回忆，“倘若我事先晓得某大权威已于鲁迅逝世后，成为文艺界最高领导，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闯这个祸的。因为当时人们对他就称作‘×老’的。”而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说：“原来1947年亚在为上海《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论中抨击过当时文坛上‘称公称老’的风气，因而触怒了郭老。亚嗫嚅道：‘四个字恨上一辈子。’”“谁都晓得，茅盾当时被称作茅公，郭沫若被称作郭老。”可见，至迟到1947年5月，“郭老”这一称谓已经形成，至少在文坛内部已经开始流行，并引起了从国外归来不久的萧乾的反感。本文无意对这段公案作出评断。 实际上郭沫若回应和反击《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并不是始于《斥反动文艺》，而应推《〈盲肠炎〉题记》，后者作于1947年5月19日，距萧文发表不足半月，发表于同年6月1日《创世纪》创刊号。文中多处引用萧文，进行讽刺、挖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