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四川公员笔试申论热点解读：邻避效应.docVIP

2016四川公务员笔试申论热点解读：邻避效应 【背景链接】 一方面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南京六合、湖北仙桃、湖南宁乡、广东肇庆相继引发公众抗议。群情激昂的“民意”让地方政府宣布工程暂停上马。另一方面是,杭州余杭垃圾焚烧项目平衡各方诉求,历经“坎坷”后获得居民理解原址落地；长沙北山镇居民切实感受到危废项目带来的发展前景和政策红利。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6年一季度全国各地就有50多个垃圾焚烧项目拟投建和在建,但许多项目信息甫一公开,便遭到群众的集体抵制。有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规模较大的环保类群体性事件至少有52起,其中千人以上规模的就有12起。事件诉因中,涉垃圾类的有19起,涉工业污染的19起,涉变电站的6起,涉污水处理的1起。 【标准表述】 [内涵] 所谓“邻避”是个人或社区反对某种毗邻设施建设或土地使用,因为这类建设产生的利益由社会全体所共享,而带来的不良后果却多由当地居民承受,因此建设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 [如何看待邻避效应现象] 反对者的担忧有一定现实基础。一些运营中的火电、垃圾填埋项目,由于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监管缺失,造成臭气熏天、污水横流、田地被毁等污染,给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此前有关方面诸如安全、可靠、无污染等承诺,成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正因为如此,公众难免心存疑虑和恐慌。 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已经取得长足进步,PX、火电、重化工、垃圾焚烧等项目的风险基本可控。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不管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风险因素都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公众的担忧也应该得到理解和考量。没有问题当然最好,一旦发生问题,势必损害事发地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引发“邻避效应”的成因] “邻避效应”是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表面上看，“邻避效应”是居民对各类设施的厌恶，但从深层次分析，“邻避效应”的成因是复杂的，虽有经济补偿、风险认知和谣言传播等因素，但是选址决策封闭和缺乏居民参与协商，是引发“邻避效应”的关键原因。 随着居民维权意识的逐渐觉醒，对关系自身利益的政策亦越发敏感，有时候各类设施附近居民诉求的焦点不在于未得到合理补偿，而在于地方政府在各类设施决策中，忽视了居民的主体地位，居民很难在各类设施规划阶段表达意见。如果缺乏居民的参与，居民对风险的担忧也无法化解，因为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所有参与者信息、意见和价值互动的过程，并需要相互的尊重与信任。因此，在居民参与协商缺失的情况下，不但对决策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导致了对政府的不信任，也为谣言传播创造了条件，扩大了居民的恐慌心理，为“邻避效应”的发生提供了心理基础，加大了“邻避效应”的可能性。 从已经发生的很多“邻避效应”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信息的不透明、居民参与意愿被忽视，成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果以上各类设施的选址决策模式是暗箱操作，一旦居民知道自己的居住范围就是设施兴建的地址时，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们会在愤怒和惊诧情绪的支配下，誓言抗争到底。另外，在选址决策过程中，重视“专家环评”而忽略民意，重视预期效益而忽略政府公信力，以“科学”的名义为民做主，实际上却损害了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 [参考对策] 优化“邻避”设施决策模式。要从源头上消除“邻避”设施的外部性影响，实现利益受损民众的利益补偿，必须转变政府的决策模式，使政府决策从自上而下的“决定—宣布—辩护”模式转化为“参与—协商—共识”模式，充分吸纳民意，增强决策过程中的民主性，减少决策带来的风险和冲突。 提高“邻避”设施决策的参与度，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提高决策参与度，可从四个层面着手：一是加大政府内部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参与，便于决策出台之前对敏感问题达成共识;二是拓展人大、政协的参与渠道，发挥体制内权力机关、咨询机关的功能，发挥人大、政协与民众之间桥梁纽带作用;三是动员专家学者的参与，发挥专家学者在决策专业性问题方面的权威功能;四是充分吸纳决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让其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力争与民众就项目决策达成共识。 确保公共项目决策流程的规范性，提高决策方案的权威性和科学性。首先，确保项目决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次，做实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源头上梳理决策的风险源，从而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降低决策的风险。再次，从制度上规定，决策实施过程的监管，提高决策实施的透明度，消除民众对决策实施过程的疑虑。最后，完善市民参与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对决策实施过程进行监督。 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实现货币化和非货币化的利益补偿。“邻避”设施必然会带来负外部效果，给周边地区民众利益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在“邻避”设施建设中，根据“邻避”设施可能产生利益损失的规律，探索各种利益补偿的手段，建立“邻避”设施建设的基金，确立货币与非货币两大类补偿方式，平衡各种主体的利益。货币补偿可包括税费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