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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诗刍议 （本文发表于2010年15期《社会科学论坛》杂志） 徐晋如 提要 在中国传统文体学的观念中，诗就是诗，仅分古体与近体；词便是词，起初是与音乐密切配合的一种文体，以后逐渐成句读不葺之诗。诗、词产生于古典时代，但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依然有不少人从事这两种文体的创作，并取得杰出成就。惟自新诗在文坛上涌现，诗、词便被诬称为“旧”或“旧体”。实则“新诗”不“新”，“旧诗”不“旧”，新与旧的争斗，是殖民意识与民族意识的斗争，是庸众意识与精英意识的斗争，“旧体”诗词应当正名，它的最贴切的名字应当是国诗。 关键词 国诗 旧体诗词 新诗 殖民心态 现代性 一、问题的提出 最早用国诗一词指称中国的古典诗体，殆为1932年范罕给胡先驌诗集所写的序： 吾国人以提倡国诗为标志者，不能不让胡君为巨擘矣。[1] 盖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两种传统诗体：诗、词，便被诬称为“旧体”、“骸骨”，诗、词的爱好者被诬称为“骸骨迷恋”，诗、词而冠以“旧体”，似乎已成一种约定俗成。自戊戌政变开政治上新旧之纷争，图救时者，群言新学，流风所及，以致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语境中，“新”成了进步、光明的等义词，而“旧”则总是与敝旧、落后、不合时宜，乃至应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联系在一起。胡适曾经说过，中国人信奉着“一个很伟大的宗教”——“名教”。所谓“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2]把白话的不讲韵律的分行文字叫作“新诗”，把文言的讲求韵律的诗、词叫作“旧体诗词”，便正是“名教”观念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反映。 这种命名允当吗？我们知道，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人性却甚少变化，一两千年前的文学，今人依然能为之感动，便是因文学有超越时代的功用之故。因此，不能以表示时间发生先后的“新”和“旧”来判断文学价值的高下。学衡派代表人物吴芳吉便曾说过：“文学惟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3]以新、旧作为衡量文学是非的惟一标准，这是完全无视文学自身规律的一种粗暴的行为。比如，风骚是中国文学之源，却历久弥新；而齐梁宫体、明清时文、乃至新诗鼻祖胡适之的“尝试”之作，又有多少能经得起推敲？自李杜以降，诗人辈出，清代赵翼固然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豪言壮语，平心而论，又有哪一位后世的诗人在整体成就上驾轶李杜？又如，汉大赋震耀一代，而六朝小赋亦自有其不灭的真价，唐代近体诗勃兴，而李白与杜甫这两位唐诗的双子星座，成就最高的却是古体诗！宋代有了词这样一种新的文体，可是大词人苏轼诗的成就远远超过词的成就，更不用说到了清代，纳兰性德、陈其年、蒋春霖等人用词这一“古代文体”所达到的文学高度了。此就时间而言之也。 若以新、旧指的是文学语言，则更为无稽。兹说之首倡者，厥惟胡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八点主张，其二曰不摹仿古人，并举陈散原诗“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为例，说这首诗“反映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4]殊不知国诗堂庑深大，诗艺精深，不努力向前贤往圣学习，必不能臻第一流之至境。文学史上任何大作家的成功，都要经过向前人刻苦学习的经历。惟其如此，方能后出转精。李白以小谢为偶像，老杜云“颇学阴何苦用心”，要求诗人“转益多师”，没有人天生就会写诗，写诗正如书法，没有临池之功，不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书家，不能承继风骚以降优秀的诗学传统，也成不了杰出的诗人。即使倡导“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界革命”的魁杰黄遵宪，也是经过充分的继承和艰辛的摸索才能自成一家。胡适的这种见解，等于是完全不要传统，宜其要倡导“作诗如作文”，“作诗直如说话”了，这样当然不需要向传统学习，可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最唠叨的老太太，也就成了最高产的诗人。 稍有中国文学史之常识者均知，诗之进化，只是表现为文学体裁的增加，而决没有一种新诗体产生，便尽废原有诗体的情形发生。但胡适辈却是要把文学的进化理解成是一种文学体裁推翻另一种文学体裁的暴烈行动，并谥之为文学革命。这种机械的文学史观由胡适发展到毛泽东，便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5] 或谓，“新诗”之“新”，与“旧诗”之“旧”，均是就文学现代性问题着眼。近些年来，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给了现代性众多定义, 这些定义基本都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即文学的现代性是体现在思想与精神特征层面或文化思潮的层面，而不是在形式方面。目前一个普遍为大家所认同的观念是，文学的现代性应当是指具有文学的现代启蒙精神, 文学的自由民主意识，文学的大众品格。然而，就二十世纪诗词